三國干涉還遼始末

三國干涉還遼始末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95229061_jiawubeige/58.shtml

連載：甲午悲歌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作者：鄭彭年


　　再說5月2日(1895)光緒帝批准和約的那一天，俄國公使來總理衙門說：“倭款(指和約)可商，可有電來，請少候。”3日，法國複電也說：“倭事可商，我國可保護臺灣。”同日俄國又來電說：“倭已允許，退還遼南地方，又有展期換約之議。”於是光緒帝便派榮仲華到各公使館相商，美國公使田貝答應致電日本政府。然而光緒帝被身邊的幾個主和大臣(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欺蒙了，一夜之間反悔，不顧三國調停，急於換約。這樣，中國白費了白銀3000萬兩作為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的報酬。如不換約，這筆錢可以不付。再者，光緒帝
准約後，又有一道諭旨交給軍機處，其中說：“台民不肯服倭，俄、法、德三國都說不可割地。今此約雖經批准，將來如何辦法，合應隨時修改，可錄入照會致倭。”但是這道諭旨軍機處沒有執行，反而表示：“我家皇上之言，威令怎能行於他國，豈不可笑?”翁同龠禾本想將此諭旨補一照會致日本，因眾人笑他迂腐而作罷。否則此諭旨也可作為改約的根據。其實此時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之事快要成功了。

　　原來西方列強從本國利益出發，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既有一種危機感，又覺得這是向遠東擴張勢力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在德國倡導、俄國回應下，拉攏法國，結成德、俄、法三國聯盟，對日本進行干涉，要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三國的干涉不是出於公義，而是出於私欲。德國要想從中國索取一個港口，借此機會與俄國接近，使俄法的親密關係鬆動，以擺脫德國的孤立處境。俄國則直截了當地說：“假如日本佔領南滿，對我們將是威脅。我們不能容許日本佔領南滿，假如不履行我們的要求，我們將採取適當的措施。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從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法國參加聯盟，一面是由於俄法同盟，一面是染指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對臺灣的野心還沒有放棄。

　　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那天，俄國首先發難。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德、法兩國駐俄公使說：“俄國政府決定，立即以友誼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佔領中國本土的請求。我們的計畫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項友誼的忠告，俄國正考慮三國對日本在海上採取共同軍事行動——切斷日軍在中國大陸與本國間的一切交通。”

　　同一天，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將一艘裝甲艦、一艘巡洋艦開赴遠東。同時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同其駐日公使哥特斯米德發出電訓：“現在日本的和平條約(指《馬關條約》)損害了歐洲和德國的利益，儘管後者的範圍尚小，我們不得不抗爭。日本必須讓步，因為對三國鬥爭是沒有希望的。”

　　4月19日早晨，法國駐華公使蒙得培羅通知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法國決定參加俄國的計畫。這樣，三國聯盟正式成立。當時英國沒有參加聯盟，因為英國政府認為《馬關條約》對英國有利，中國進一步開放將給國際貿易帶來好處，而且日本勝利將會阻止俄國勢力南下。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連袂至東京外務省送交備忘錄。當時外相陸奧因肺結核病在播州舞子休養，由外務次官林董出面會見。林董將三國的備忘錄一一收下後，便以為了事，不料俄德兩國公使還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俄國公使希特羅渥說：“日本永久佔領遼東半島，恐怕會招致衝突。希貴國政府善體此意，採取保全名譽之策。”德國公使哥特斯米德說：“日本必須讓步，因為對三國開仗是沒有希望的。”林董聽了兩人的話，有些驚慌，連忙問道：“如暫時佔據遼東半島，至賠款付清時為止，是否也要抗議?”三國公使沒有明確答復。

　　三國公使走後，林董將三份備忘錄一一閱讀，內容大同小異。俄國的備忘錄全文如下：“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茲查閱日本國向中國所要求的媾和條件，對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一節不但認為有危及中國首都之虞，同時亦使朝鮮之獨立城為有名無實。以上實對將來遠東永久之和平發生障礙。因此，俄國政府為了向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誠實之友誼，茲特勸告日本政府，放棄確實領有遼東半島一事。”當天，林董將三國干涉之事電告在廣島的伊藤博文和在播州的陸奧宗光，速籌對策。伊藤接到林董的報告，便決定在廣島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對策。

　　4月24日上午，御前會議舉行。因為天皇要駕幸京都，重臣大都去京都做準備工作，所以出席會議的要員不多，除伊藤外只有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兩人。伊藤經過一夜苦思冥想，在會上提出了三個對策：一是斷然拒絕俄、德、法三國之勸告；二是召開國際會議，將遼東半島問題交該會議處理；三是接受三國勸告，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會議就這三個方案進行討論。

　　伊藤首先設問：“如採取第一個方案，與三國開啟戰端是否確有把握?”伊藤見無人作聲，只得自己回答道：“無論如何，現時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艦隊有12萬噸，我方的艦隊只有8萬噸，而且一年來在海上作戰大部分受了傷。”西鄉附和說：“首相所說極是。據情報，俄國正在向遠東邊區派遣一支29500人的部隊；海參威已被宣佈為‘臨戰區，黑龍江北岸一帶正在進行戰爭準備，海參威的日僑被集中在一個地方，等待撤退的命令。而我國海陸軍都在外面，國內空虛，若敵人乘虛而入……”山縣接著說：“看來不僅三國聯合艦隊難以應付，即使單獨對抗俄國艦隊也無把握。因此，目前不能與第三國失和，樹立新敵。”

　　伊藤說：“這樣看來，第一個方案便可否定掉。那麼第三個方案呢?”山縣說：“該方案雖然足以表示我國氣度寬容，但未免過於示弱，不可取。”三人討論到中午也拿不出什麼良策。天皇列席會議，聽得有些不耐煩說：“諸位愛卿，那麼採取第二個方案，怎麼樣?”伊藤說：“這個方案也非完善，待我與陸奧外相研究後再說。”天皇同意伊藤的意見，會議沒有結果就草草收場。

　　當晚伊藤離開廣島，4月25日早晨趕到播州舞子山上陸奧的別墅。恰巧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內務大臣野村靖也在這裏，便與伊藤圍坐在陸奧的病榻前開起會來。陸奧的肺結核病經過一個時期療養大為好轉，抖起精神說：“我認為，先拒絕三國的勸告，然後看形勢再作對策。”伊藤反對說：“斷然拒絕三大強國的勸告是不明智的，這正好給他們以口實，其危險性更大。”松方、野村兩人說：“首相的意見是正確的，一開頭不能做得太絕對。”陸奧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見，說：“斷然拒絕當然不對，但我不同意召開國際會議，把問題複雜化，這樣可能會使《馬關條約》歸於破滅。”四人經過反復討論，得出一個基本方案：對三國可以讓步，對中國則寸步不讓。

　　舞子會議以後，日本採取拉攏英國，瓦解三國聯盟的方針，結果失敗。英國照會日本說：“英國對日本抱有最誠篤之友情，同時也不能不考慮本國的利益。因此不能應日本之請而援助日本。”

　　5月4日，日本內閣及大本營重臣，在京都舉行會議。會議決定，向三國提交以下的複文：“日本帝國政府根據俄、德、法三國政府之友誼的忠告，決定放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5月10日，明治天皇宣佈詔書，接受三國忠告，放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

　　6月4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決議：“作為永久放棄遼東半島之補償，對清國要求之贖金，其數量限額為庫平銀1億兩。”後來，此數先減至5000萬兩，再減至3000萬兩。中國將3000萬兩賠款全部交清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日軍實行撤回。

　　1895年11月8日下午4時，《遼南條約》在北京簽訂。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讓與日本國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區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奉天所屬諸島嶼，永遠交還中國；二、中國支付3000萬兩酬報費，於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後，三個月以內，日本軍隊從該交還地一律撤回。

　　根據《遼南條約》，中國於11月30日收回海城、鳳凰城、岫岩，12月10日收回復州，12月21日收回旅順，12月24、25日收回金州、大連灣。至此，日軍侵佔的遼南諸城全部收回。

袁世凱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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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新政与宪政之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人们一直认为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知道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
　　袁世凯并不止于此，他还和其他力量一起推动改革升级
　　★ 本刊记者/张鹭
　　

1901年，经历1840年以来又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国迎来辛丑年。
　　9月7日，78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继6年前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再次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这位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他的双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过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的职位。《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
　　此年，在官方话语中，“改革”再次成为主流意识。从1月到8月，“西狩”(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难)途中的慈禧太后，连发3道“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维新失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西方政治西方学问，“不敢有一字涉及”。
　　“首创之功”：新政与帝国的余晖
　　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8月20日，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 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1901年，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派遣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解国外新事物，是袁世凯整顿直隶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所有官吏都应该懂得“一切西政、西史”，而“派令出洋游历”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他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3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比如保定府派员访问日本。他们在总结考察心得的基础上，向袁世凯提出“州县改良事宜六条、筹款事宜两条”的建议。尤其是仿照日本税法，改良直隶税法一项,袁世凯批示“大致可采”。
　　更大的改革来自经济领域。袁世凯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1902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惫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该局买办色彩浓郁, 难以起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凯于次年5月命令改组商务局为商务公所,复任命绅商人为公所董事,会同吴惫鼎等妥筹办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办一切”。
　　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按照日本的模式,开办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及图算学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官办事业；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等民营企业,最终创办了北洋实业。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
　　此时，“即使一些当初对于新政曾经责难的人，至此也不能不叹服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首创之功了。各项有关新政的政策先由直隶创设，再经中央及各省转相仿效，在全国范围内次第推广。”中共中央党校副编审楚双志说。
　　地方自治：“他日宪政之先声”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
　　1904年7月，实业家张謇主动给自己曾痛骂过的学生、绝交20年的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宪。袁世凯一如既往，表现出政治家的审慎，回复是，“尚须缓以俟时。”
　　据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回忆：张謇来信后，他曾劝说袁世凯，但袁顾虑重重，不为所动。可是第二天，袁又叫他准备一份准备预备立宪的说帖，以便随时进呈西太后。仅隔一天，“似出两人”。
　　1905年日俄战争被解读为“立宪国”(日本)对“专制国”(俄国)，以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立宪呼声，给了袁世凯最后的决心。1905年7月，他联合张之洞、周馥奏请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
　　同时，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
　　1907年，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考察北京的立宪，发现多数报纸内容猥琐，赌场生意兴隆，饭馆藏污纳垢，官员只知吃喝玩乐，处处靡靡之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但他所在的天津，却是一派新气象。
　　晚清地方自治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而由直隶等省先行试办，被称为“他日宪政之先声”。1906年，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等筹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自治领导机关。8月，天津自治总局成立，下设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科。他命令每州县选派“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者，家道殷实、勤于公益之绅商”，分批进入总局附设的自治研究所，学习地方自治制度、选举法、户籍法、经济学、法学、财政学、政治学等管理国家必备的知识，培养自治人才。
　　为了让民众加深对地方自治的认识，袁世凯委派学习过法政又深谙土风的直隶人高振望、赵宇航、步以韶为宣讲员，分赴天津属府城乡，进行宣传，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并编译《法政官话》《自治讲义》，每月各一次，分发到各属张贴，要求切实达到“家喻户晓、振聋发聩”的功效。
　　经过一年多的宣传、组织与筹备，1907年6月，天津开始按照选举规章选举议员。当时天津人口总计418215人。16日，开始正式选举，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方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30名议事会议员。
　　8月18日，天津议事会及议长、副议长等被隆重选出。
　　这个议事会是中国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袁世凯派专人入会，代表自己祝贺，“近日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
　　这个样板被层层复制。1911年，天津的州县大体都成立议事会。
　　不是尾声
　　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然而，1907年进入军机处的袁世凯，并不能将天津样板复制到全国的其他地方。
　　台湾学者张玉法把袁世凯称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但显而易见的是，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升级为中央宪政，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袁世凯的势力，并未像《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半年前所预计的那样，随着慈禧之死有所增长，反而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在讨论立宪会议上曾欲拿枪射杀他的人——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
　　3年后，无力填补慈禧和袁世凯留下的权力真空的载沣，万般无奈下请袁世凯出山。
　　载沣导演的“皇族内阁”已将君主立宪之路堵死，袁世凯不得不投入“走向共和”的历史潮流。 ★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5.shtml

維新運動, 革命運動, 義和團八國聯軍, 晚清改革,民國成立

戊戌變法歌

傳來馬關羞辱約 上書清帝公車送
康梁四出高呼改革 新式書會同辦報章
德佔膠州驚朝野 戊戌光緒頒新法
政經軍教 新招數十 心中一想就改到
偏偏有榮祿反對 成敗看慈禧
你睇 慈禧來啦！
德宗困　六君子血灑斷頭　革新要暫停
得英日　南海脫　啟超得救
氣親老佛爺！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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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中袁世凱告密真相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告密真相

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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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說法留重重疑團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至今衆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曆)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著新政上諭
,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爲"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爲、梁啓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爲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1.一個謎:政變之初,慈禧爲何不捉拿譚嗣同

　　以上傳統說法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實行政變時,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譚是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后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只命捉拿康有爲、康廣仁兄弟,沒有譚嗣同在內?而且上諭中康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后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諭中,何以輕輕放過?


　　2.又一個謎: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

　　還有,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凱《戊戌日記》),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萬難在當夜趕去北京,把消息反饋給太后。因爲,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榮祿於八月初五日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太后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還不知道康有爲等有圍園劫太后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爲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3.疑點重重的袁世凱《戊戌日記》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說,譚嗣同深夜來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推辭敷衍,不肯答應。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回天津後立即找了榮祿。袁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毋庸諱言。


　　可是《戊戌日記》存在幾個疑點。第一,包圍頤和園,殺西太后,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舊党慶王奕、剛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如果袁決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初三夜,譚嗣同找他密談,提出圍園殺太后之謀,初四日一天何以袁無所動作,沒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據袁世凱說,初五日返津見榮祿,即要告密,"略述內情",忽有客人葉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說。此是何等大事,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慈禧有旦夕之禍,卻因爲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難道袁世凱不能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凱是何等精明人,辦事卻何其拖遝、糊塗?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馳京報信,兩個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商量的是什麽?聽袁世凱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他們不是爲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卻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榮祿同樣變成一個糊塗蛋,聽到這樣緊急的消息,並不馬上向北京報告,卻在那裏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袁世凱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因此,不可相信。

二、兩名親信泄露真情

　　袁世凱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屬機密,缺乏真實可信的記載,但可以從其他史料中窺測到一些痕迹。1.袁世凱的親信張一的記述張一(lin,音林)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後,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但所記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這三點很值得注意。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爲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裏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爲、康廣仁的消息,一定嚇壞了,害怕康有爲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于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爲作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后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不會有"楊崇伊在座",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爲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張一頗有作證的資格。他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爲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但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爲袁世凱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2.榮祿的親信陳夔龍的記述陳夔(kui,音魁)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記與張一有幾點符合:一是袁世凱告密在楊崇伊到天津之後,榮祿已知太后訓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凱當時受到很大壓力,雖未記"衛兵夾道羅列",但榮祿對袁世凱已懷疑;三是張一記"袁乃跪求榮爲作主",而陳夔龍記"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陳夔龍亦有作證資格,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他和袁世凱不睦,消息來源應是從榮祿處來而不像張一從袁世凱和北洋幕府中來。但兩人所記袁的告密情形卻很相似。從張、陳二人所記,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是在初六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這是他的保命之計。這告密消息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党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的才能,爲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時,認爲袁世凱是維新一党,由於榮祿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麽會認爲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三、袁世凱與維新黨的關係

　　應該說,慈禧把袁世凱認作維新黨人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袁世凱與維新黨人聯繫密切,不但與聞兵變之事,而且參與密謀,做出投向維新派的承諾。他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和康有爲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戰爭以後,他即和康有爲結交。1895年,在康有爲發動公車上書以後,袁世凱時在督辦軍務處當差,也曾向光緒帝上書,條陳變法事宜,他當時的思想觀點和康有爲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爲第四次上書,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遞,袁世凱曾幫助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不久,強學會成立,袁世凱積極參加,是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陸軍,康有爲等爲袁設酒餞行,康有爲對袁的印象也極好,認爲:"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爲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


　　1.袁世凱的越級提升是由於維新党的大力舉薦

　　袁世凱與維新派建立了聯繫。維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則想通過維新派的薦舉,升官晉爵。當然,袁世凱官位已高,不便和維新派公開來往,他的聯繫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凱從三品按察使升爲二品候補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維新派活動的結果。


　　袁世凱通過維新派的薦舉,越級提升。袁對維新派感激不盡,他們之間的關係拉得更近了。維新派內部議論的機密事,也不避著袁,而且袁表示支援。不管怎樣,光緒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凱除了思想上與維新派有一致之處,無論從忠於君主的倫理觀念說,或是爲個人名利地位計,他也會向維新派靠攏。


　　八月初三日,當光緒帝的密詔帶到康有爲那裏,語氣緊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話,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詔痛哭,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內。


　　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相與痛哭,謀劃救光緒的策略,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援的承諾,維新派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2.袁世凱對維新黨的承諾:"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袁世凱對維新派做過全力支援的承諾,從畢永年的記載中可以證實。畢永年是譚嗣同的好友,爲人豪俠,譚嗣同邀請他到北京來實行兵變,待勸說袁世凱殺榮祿,圍頤和園後,即由畢永年率領勇士,拘執太后。康有爲對他說:"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于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仆,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凱給康有爲的信中:"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分明是願意執行極危險的任務,袁寫信時不一定知道要圍園劫後,但必定已知道康有爲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對抗守舊派,故而做出"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爲什麽八月初三維新派核心人物,跪誦密詔,謀救光緒時,這是多麽機密的大事,竟會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爲袁世凱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諾,維新派才會對他完全解除戒備。維新派與徐世昌跪誦密詔,商量救光緒時,自然會談到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密謀,因爲這是維新派既定的策劃。畢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態緊急,維新派走投無路,就要把策劃多日的密謀付之實施。他們請徐世昌一起看密詔,就是要說服徐同意進行兵變,圍園奪權,據康有爲的說法"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衆痛哭不成聲"。但是,實行兵變的關鍵人物是袁世凱,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當夜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面談之舉。因此,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就不是一樁突然的、冒失的行動。如果袁世凱與維新派交往甚少,屬於圈子以外的人,譚嗣同會那樣冒冒失失地去夜訪他,向袁談極機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極危險的舉動嗎?譚嗣同是血性漢子,豪俠任氣,爲事業而不惜自己犧牲,但他是讀書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據畢永年說,譚嗣同不贊成圍園劫後的舉動。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爲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爲了挽救維新事業,執行光緒與康有爲的命令,譚答應夜訪袁世凱,不惜一走龍潭虎穴。如果袁世凱事前沒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他未必肯如此冒失從事。尤其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中把譚嗣同寫成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氣焰兇狠,類似瘋狂","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並非事實。這樣的描寫只是袁世凱爲了掩蓋自己和維新派的密切關係而編造出來的。

　　3.爲保全自己,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党袁世凱雖早已參與維新派的謀劃,並承諾要支援維新派,但八月初三日提出了殺榮祿,調兵入京圍頤和園劫持太后之謀,袁世凱猶豫了。因爲執行此計劃極其冒險且難度很大。袁軍雖精銳,但周圍有聶士成、董福祥的軍隊牽制。聶、董的軍隊人數遠在袁軍之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北京二三百里,要長途行軍,突破聶、董二軍的阻攔,奔襲頤和園,成功的把握實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中的設想。這一計劃可能維新派與袁世凱早已商量過,袁主張實行這一計劃,成功的可能性較大。袁世凱握精銳之師,有天子在營中,以靜制動,誰敢有異言?但當時形勢已迫在眉睫,維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閱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對袁世凱表示失望。故翌日(八月初四)康有爲即奉旨離京,留在北京的譚嗣同、梁啓超等沒有想到袁世凱告密,而事實上袁亦並沒有立即主動告密。


　　榮祿一直在窺測事態的發展,袁世凱被召進京,封爲侍郎,榮祿很緊張。謊稱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大沽口外,戰艦雲集。故調動軍隊,把聶士成軍調到天津,把董福祥軍調到長辛店,以防不測。並寫信給袁世凱,催他趕快離京返津,袁世凱回到天津,並沒有發生像他在《戊戌日記》中所說與榮祿的談話,而榮祿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讓他回小站營中。並且像前文引張一、陳夔龍所記,榮祿對袁世凱嚴密防範。袁世凱聽說北京發生政變。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捉拿康有爲,嚇得魂飛天外,以爲密謀已經敗露,故"大哭失聲,長跪不起",向榮祿表示懺悔,並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和盤托出,爲保全自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


　　4.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寫于榮祿死後

　　榮祿是守舊派中極有頭腦的人,他認爲袁世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籠絡他。而且袁供出了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給守舊派提供了進行鎮壓的藉口,故而寬恕和庇護了袁世凱,從此袁死心塌地追隨著慈禧太后和榮祿。


　　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啓超的《戊戌政變記》,一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梁啓超諱言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稱此爲守舊派的誣陷,其實維新派確有此密謀,最近發現的畢永年《詭謀直紀》是不可辯駁的鐵證。但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所說亦非事實真相,他隱瞞了和維新派往來的事,諱言曾參與了密謀,而且詭稱自己告密在前,聽到政變的消息在後。可能因爲當時社會上有戊戌年袁世凱與維新派勾結兵變的傳言,袁世凱爲平息傳言,洗刷自己,寫了《戊戌日記》,證明他一直忠於慈禧太后。好在榮祿已死,袁世凱何時告密?怎樣告密?已死無對證,不爲人知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記》中敍述八月初三日以後的活動中露出了破綻。其他史料中的蛛絲馬迹也透露了他通過徐世昌和維新派的聯繫,以及從北京覲見皇帝回津後受到榮祿施加的壓力。


四、從現存史料中得出如下看法:

　　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于維新派。他通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聯繫,與聞和支援他們的密謀。並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諾,當事機緊迫時,他又不敢做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西太后的冒險舉動。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後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爲事情泄露,爲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袁世凱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維新派的關係即是如此。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1999年6月23日《北京日報》)
http://www.gmw.cn/CONTENT/2004-10/28/content_1205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