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立宪：取代科举的参政渠道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立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
东南绅商精英通过各种渗透，成为很有社会势力的新阶层。
1906年12月16日，上海愚园路，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会长，后来的保皇党分子郑孝胥在演讲中痛批中国数千年来的“家天下”制度，号召同仁“从事于预备立宪之盛事”。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成为绅商阶层新的参政渠道。在一份358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中，不算普通士绅，仅当过知县以上的官绅就有77人。据统计，清廷成立的第一届国会性质的资政院，仅进士和举人合起来就高达63%。
之后，汤化龙、谭延、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在预备立宪公会中，江浙两省(含上海)会员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很多骨干成员被史学家归入“江浙立宪派”。
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除了张謇、郑观应这样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绅商，一些边缘化的有志书生和能干的热血青年也参与进来，比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好的小说家曾朴，再比如当时还是浦东中学教员的黄炎培。
他们的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张謇和浙江萧山人汤寿潜(1856～1917)。
明清时期的10大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曾留下辉煌的一笔。但是晚清时期随着外国商业势力的侵入，不论徽商、晋商，都相继衰败，而浙江商帮却接续原有实力，注重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结合，发展为最有实力的近代工商业地区势力。他们不仅在企业所有和经营上，而且在铁路建设上，都追求“商办化”。
1905年7月，汤寿潜被浙江绅商组建的浙江铁路公司推为总理，主持拒款自助的工作，发动民间集资，建造商办铁路。次年就动工修建沪杭段。1907年，汤、张共同抵制英国强行借款的压力，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清廷屈服外力、借款卖路行为。1909年8月，全部商办自助的沪杭路在汤寿潜等的坚持努力下全线通车。
汤寿潜是现代宪政比较早的主张者。早在1890年，在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4年写就的著作《危言》里，34岁的汤寿潜就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改良主张。他甚至提出“开议会”的主张。1904年，汤寿潜致书自己的恩师、军机大臣瞿鸿，请求他说服慈禧实行立宪。
除了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并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謇还主动两次致信绝交20年的学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希望他劝说慈禧实行立宪。台湾史学家萧一山评价说，“袁世凯对清廷之决行宪政，颇有促成之功，而其原则亦由张謇之怂恿也。”
公民“意见”的力量
在立宪团体发动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
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预备立宪公会尤其注意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力求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晓得。
“我想我们天天把这话说上去，政府必然欢喜，说：好了，他们的程度真个够了。这就是百姓的造化。倘然一两次要求不到，就灰了心，说这个国家横竖不是我们的，不开国会，我就不管，这却断断使不得，到了危险的时候，仍旧是百姓受苦，我们大家想想罢。”曾任预备立宪公会《宪政日志》主编的孟昭常这样写道。
该会留日学生的思想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和民众的政治知识饥渴。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河南抚台一次就订购1万册；广西抚台甚至于1908 年11月一次性订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达10万册。有些书因畅销风行，曾多次再版，至1909年6月，《公民必读初编》已印至27版，《地方自治纲要》印至15版。
与此对应的，是该会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对政府的敦促。清政府的每一个法令，每一个步骤，该报都给以多半是否定的批评。清政府为立宪而定的每一个时限，都招致该报的不满。在报纸的“疏解法令”栏目中，对政府出台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该报援引各国法理、学说，加以疏解剖析。
为了扩大会报发行量，预备立宪公会除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外，还在全国50 多个城市设立销售点，并将传播的触角伸向海外，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成立销售处。除了自办刊物，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英商创办的《申报》，1907年被该会会员席裕福买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该会的骨干；《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张元济是该会的会董。
很难估量这次全民政治启蒙的思想震级。在其他立宪团体的云集呼应下，全国在1908年出现的一次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湖南10000多人，广东11000多人，江苏13000多人，浙江18000多人。各省签名总数近10万人。
在这样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请愿代表要求面见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力被拒。10月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次日，庆亲王被迫接见请愿代表。
国会请愿运动
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理事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活跃人物，便积极投身到咨议局的筹备工作中。
1908年张謇筹办江苏咨议局，并当选为该局第一任议长。汤寿潜当选为浙江咨议局的议长。预备立宪公会许多会员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这意味着立宪派主要活动阵地的转移——如果说刚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云集立宪派人物和上层绅商的立宪团体，那么随着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这些人纷纷转向到官方机构，预备立宪公会随之也成为一个较为单纯的立宪派互通风气的相互联系之处。在立宪派所发起的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联络作用。
1909年11月，汤寿潜得到被摄政王载沣召见的机会。汤将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另两位成员请到杭州，商讨如何“陈国会及内阁之要”。这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立宪团体与清廷最高权力的首次接触。汤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数万言的奏折。他关于速开国会的主张没有被采纳。
此时，民间对于开国会的热情已经无法阻挡。
对君主立宪制有所了解的杨度认为，如果想要实现“责任政府”，就必须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监督机构的设置，除了开国会，没有其他道路。
相比之下，东南绅商精英开国会的出发点要务实一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口税有利于洋商而不利于华商。
身兼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和江苏咨议局议长二任的张謇，到杭州的另一个动作是说服浙江地方政府，江浙联手再次发起请开国会运动。经过各地的频繁活动，到11月7日已有7省咨议局代表到达上海，当即决定每天在预备立宪公会开会一次。
1909年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50多人，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二年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廷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请愿代表团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求援。预备立宪公会接电后，发表《致各界书》，通过江苏教育总会、上海总商会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的倡导。
6月16日，请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按照不同的群体，递上10份请愿书。但清廷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
10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开始时，带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已经成立。10月3日，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其他立宪派代表，在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上结成与钦定议员相对抗的阵营，甚至公开鼓动民众：“民选议院之设立，非有国民之活动足以胁迫政府必不可得。”
10月26日，资政院一致通过奏请速开国会的折稿，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次，连日本和美国华侨也参与进来。
清廷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将开国会时间由9年缩至5年。张謇对此表示满意。据估计，1910年间的三次请愿活动，第一次约有20万人参加，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更多。
但被点燃的国民意志，已非轻易所能消磨。1911年10月9日，张謇在武昌庆祝新纱厂开工，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晚间和湖广总督端方谈到深夜。次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回上海。船开动时，他看见长江对岸起火——那是辛亥革命的烽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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