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黎民

溥儀1924影像

2009-12-09T17:27:00.000+08:00

戦前の満州への旅

2009-12-09T17:24:00.002+08:00

満州国樹立一周年記念

2009-12-09T17:24:00.001+08:00

伪"满洲国"成立典礼

2009-12-09T17:22:00.000+08:00

溥儀訪日

2009-12-09T17:21:00.001+08:00

北洋军阀第五集 - 东陵大盗孙殿英

2009-12-09T17:14:00.001+08:00

北洋军阀第四集 - 张作霖魂断皇姑屯

2009-12-09T17:12:00.001+08:00

北洋军阀第三集 - 张勋复辟

2009-12-09T17:10:00.001+08:00

北洋军阀第二集 - 蔡锷与小凤仙

2009-12-09T17:08:00.001+08:00

北洋军阀第一集 - 袁世凯命断皇帝梦

2009-12-09T16:59:00.000+08:00

清末北京使館區

2009-11-03T17:20:00.003+08:00

http://www.epicbook.com/f_history/hanglingyun1.html

東交民巷（圖中東江米巷）一帶便是使館區，承天門即現在的天安門。

三國干涉還遼始末

2009-11-03T17:13:00.000+08:00

三國干涉還遼始末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95229061_jiawubeige/58.shtml

連載：甲午悲歌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作者：鄭彭年

　　再說5月2日(1895)光緒帝批准和約的那一天，俄國公使來總理衙門說：“倭款(指和約)可商，可有電來，請少候。”3日，法國複電也說：“倭事可商，我國可保護臺灣。”同日俄國又來電說：“倭已允許，退還遼南地方，又有展期換約之議。”於是光緒帝便派榮仲華到各公使館相商，美國公使田貝答應致電日本政府。然而光緒帝被身邊的幾個主和大臣(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欺蒙了，一夜之間反悔，不顧三國調停，急於換約。這樣，中國白費了白銀3000萬兩作為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的報酬。如不換約，這筆錢可以不付。再者，光緒帝
准約後，又有一道諭旨交給軍機處，其中說：“台民不肯服倭，俄、法、德三國都說不可割地。今此約雖經批准，將來如何辦法，合應隨時修改，可錄入照會致倭。”但是這道諭旨軍機處沒有執行，反而表示：“我家皇上之言，威令怎能行於他國，豈不可笑?”翁同龠禾本想將此諭旨補一照會致日本，因眾人笑他迂腐而作罷。否則此諭旨也可作為改約的根據。其實此時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之事快要成功了。

　　原來西方列強從本國利益出發，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既有一種危機感，又覺得這是向遠東擴張勢力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在德國倡導、俄國回應下，拉攏法國，結成德、俄、法三國聯盟，對日本進行干涉，要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三國的干涉不是出於公義，而是出於私欲。德國要想從中國索取一個港口，借此機會與俄國接近，使俄法的親密關係鬆動，以擺脫德國的孤立處境。俄國則直截了當地說：“假如日本佔領南滿，對我們將是威脅。我們不能容許日本佔領南滿，假如不履行我們的要求，我們將採取適當的措施。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從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法國參加聯盟，一面是由於俄法同盟，一面是染指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對臺灣的野心還沒有放棄。

　　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那天，俄國首先發難。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德、法兩國駐俄公使說：“俄國政府決定，立即以友誼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佔領中國本土的請求。我們的計畫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項友誼的忠告，俄國正考慮三國對日本在海上採取共同軍事行動——切斷日軍在中國大陸與本國間的一切交通。”

　　同一天，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將一艘裝甲艦、一艘巡洋艦開赴遠東。同時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同其駐日公使哥特斯米德發出電訓：“現在日本的和平條約(指《馬關條約》)損害了歐洲和德國的利益，儘管後者的範圍尚小，我們不得不抗爭。日本必須讓步，因為對三國鬥爭是沒有希望的。”

　　4月19日早晨，法國駐華公使蒙得培羅通知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法國決定參加俄國的計畫。這樣，三國聯盟正式成立。當時英國沒有參加聯盟，因為英國政府認為《馬關條約》對英國有利，中國進一步開放將給國際貿易帶來好處，而且日本勝利將會阻止俄國勢力南下。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連袂至東京外務省送交備忘錄。當時外相陸奧因肺結核病在播州舞子休養，由外務次官林董出面會見。林董將三國的備忘錄一一收下後，便以為了事，不料俄德兩國公使還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俄國公使希特羅渥說：“日本永久佔領遼東半島，恐怕會招致衝突。希貴國政府善體此意，採取保全名譽之策。”德國公使哥特斯米德說：“日本必須讓步，因為對三國開仗是沒有希望的。”林董聽了兩人的話，有些驚慌，連忙問道：“如暫時佔據遼東半島，至賠款付清時為止，是否也要抗議?”三國公使沒有明確答復。

　　三國公使走後，林董將三份備忘錄一一閱讀，內容大同小異。俄國的備忘錄全文如下：“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茲查閱日本國向中國所要求的媾和條件，對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一節不但認為有危及中國首都之虞，同時亦使朝鮮之獨立城為有名無實。以上實對將來遠東永久之和平發生障礙。因此，俄國政府為了向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誠實之友誼，茲特勸告日本政府，放棄確實領有遼東半島一事。”當天，林董將三國干涉之事電告在廣島的伊藤博文和在播州的陸奧宗光，速籌對策。伊藤接到林董的報告，便決定在廣島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對策。

　　4月24日上午，御前會議舉行。因為天皇要駕幸京都，重臣大都去京都做準備工作，所以出席會議的要員不多，除伊藤外只有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兩人。伊藤經過一夜苦思冥想，在會上提出了三個對策：一是斷然拒絕俄、德、法三國之勸告；二是召開國際會議，將遼東半島問題交該會議處理；三是接受三國勸告，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會議就這三個方案進行討論。

　　伊藤首先設問：“如採取第一個方案，與三國開啟戰端是否確有把握?”伊藤見無人作聲，只得自己回答道：“無論如何，現時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艦隊有12萬噸，我方的艦隊只有8萬噸，而且一年來在海上作戰大部分受了傷。”西鄉附和說：“首相所說極是。據情報，俄國正在向遠東邊區派遣一支29500人的部隊；海參威已被宣佈為‘臨戰區，黑龍江北岸一帶正在進行戰爭準備，海參威的日僑被集中在一個地方，等待撤退的命令。而我國海陸軍都在外面，國內空虛，若敵人乘虛而入……”山縣接著說：“看來不僅三國聯合艦隊難以應付，即使單獨對抗俄國艦隊也無把握。因此，目前不能與第三國失和，樹立新敵。”

　　伊藤說：“這樣看來，第一個方案便可否定掉。那麼第三個方案呢?”山縣說：“該方案雖然足以表示我國氣度寬容，但未免過於示弱，不可取。”三人討論到中午也拿不出什麼良策。天皇列席會議，聽得有些不耐煩說：“諸位愛卿，那麼採取第二個方案，怎麼樣?”伊藤說：“這個方案也非完善，待我與陸奧外相研究後再說。”天皇同意伊藤的意見，會議沒有結果就草草收場。

　　當晚伊藤離開廣島，4月25日早晨趕到播州舞子山上陸奧的別墅。恰巧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內務大臣野村靖也在這裏，便與伊藤圍坐在陸奧的病榻前開起會來。陸奧的肺結核病經過一個時期療養大為好轉，抖起精神說：“我認為，先拒絕三國的勸告，然後看形勢再作對策。”伊藤反對說：“斷然拒絕三大強國的勸告是不明智的，這正好給他們以口實，其危險性更大。”松方、野村兩人說：“首相的意見是正確的，一開頭不能做得太絕對。”陸奧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見，說：“斷然拒絕當然不對，但我不同意召開國際會議，把問題複雜化，這樣可能會使《馬關條約》歸於破滅。”四人經過反復討論，得出一個基本方案：對三國可以讓步，對中國則寸步不讓。

　　舞子會議以後，日本採取拉攏英國，瓦解三國聯盟的方針，結果失敗。英國照會日本說：“英國對日本抱有最誠篤之友情，同時也不能不考慮本國的利益。因此不能應日本之請而援助日本。”

　　5月4日，日本內閣及大本營重臣，在京都舉行會議。會議決定，向三國提交以下的複文：“日本帝國政府根據俄、德、法三國政府之友誼的忠告，決定放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5月10日，明治天皇宣佈詔書，接受三國忠告，放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

　　6月4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決議：“作為永久放棄遼東半島之補償，對清國要求之贖金，其數量限額為庫平銀1億兩。”後來，此數先減至5000萬兩，再減至3000萬兩。中國將3000萬兩賠款全部交清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日軍實行撤回。

　　1895年11月8日下午4時，《遼南條約》在北京簽訂。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讓與日本國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區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奉天所屬諸島嶼，永遠交還中國；二、中國支付3000萬兩酬報費，於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後，三個月以內，日本軍隊從該交還地一律撤回。

　　根據《遼南條約》，中國於11月30日收回海城、鳳凰城、岫岩，12月10日收回復州，12月21日收回旅順，12月24、25日收回金州、大連灣。至此，日軍侵佔的遼南諸城全部收回。

"三國干涉還遼"中，俄法德三國為何會合作?

2009-11-03T17:04:00.002+08:00

"三國干涉還遼"中，俄法德三國為何會合作迫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給中國?

三國干涉還遼(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俄國
俄國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早已對遠東地區保有領土需求，先後佔領原屬清朝的外東北、奪得庫頁島，更興建西伯利亞鐵路，企圖在滿洲與朝鮮建立勢力範圍，奪取極具戰略價值的不凍港。因此，俄國與日本之爭端勢在難免。簽署馬關條約時，俄國曾多次暗示日本不得侵佔東北，然則日本要求清政府割讓遼東，令俄國有感利益受損。俄軍甚至打算遠赴東亞，不惜以戰爭解決問題。

德國
中日開戰初期，德國反應冷淡。但後來德皇威廉二世眼見日本快將打敗清軍，有感德國應該染指東亞。早前俄國與法國在1893年結成俄法聯盟，令德國在歐洲之地位動搖。因此威廉二世嘗試以干預中日議和，換取俄國支持其在東亞的擴張。

法國
基於俄法聯盟，德國拉攏俄國後，法國同樣想在東亞取得更多利益。得到中南半島後，法國開始覬覦台灣，因此支持與兩國一起干涉條約之簽訂。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明報網頁新聞專輯

2009-01-02T12:25:00.001+08:00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明報網頁新聞專輯

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Main.cfm?SpecialsID=171

溫總﹕釣島屬中國固有領土反擊日相麻生太郎挑釁

2008-12-14T20:41:00.002+08:00


	溫總﹕釣島屬中國固有領土反擊日相麻生太郎挑釁
		【明報專訊】在南京大屠殺71周年紀念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昨日在日本福岡巿舉行峰會，麻生突然在會上高調對早前中國海巡船進入釣魚島海域表示「非常遺憾」，溫家寶當場指出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213/4/9pzf.html

南京大屠殺71周年悼30萬遇害同胞

2008-12-14T20:37:00.002+08:00


	南京大屠殺71周年悼30萬遇害同胞
		【明報專訊】江蘇省南京市昨日鳴響防空警報，集會悼念71年前在南京大屠殺中遇害的30萬同胞。日本執政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昨日在東京舉行的紀念集會上透露，有日本老兵向他承認，當時在南京殺害過百多名婦女和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213/4/9pzi.html

华国锋--维基百科

2008-12-14T20:21:00.000+08:00

华国锋--维基百科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居功至伟

2008-12-14T20:17:00.001+08:00

揭秘华国锋辞去国家主席

2008-12-14T20:15:00.001+08:00

曾经的领袖华国锋被遗忘的过渡人物

2008-12-14T20:13:00.000+08:00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病逝及生平簡介

2008-12-14T20:07:00.003+08:00

上海租界與列強勢力

2008-12-12T16:41:00.001+08:00

1900 辛丑條約

2008-12-12T16:35:00.001+08:00

Hong Kong, Gateway To China, 1938

2008-12-10T22:17:00.001+08:00

土地改革

2008-12-10T13:42:00.001+08:00

改革開放標誌——十一屆三中全會

2008-12-10T13:30:00.001+08:00

改革開放標誌——十一屆三中全會

【明報專訊】今年常聽到有關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事新聞特輯，當中標誌着改革開放開始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究竟哪是什麼會議？它又有什麼重要性？

毛澤東在1976年逝世，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便結束了。1977年鄧小平復出，他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得到恢復，在同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更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解決了幾個主要的問題﹕

一）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

二）確定把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提出了進行改革的任務。

三）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中共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推動農村改革進行現代化建設

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着中國新時期的開始，它是中共建政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會議，它在撥亂反正、提出改革任務、推動農村改革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此外，它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為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下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三階段）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這個發展戰略定下目標。

文﹕香港通識教育會會長許振隆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209/4/9njr.html

望海楼教堂

2008-12-07T22:08:00.000+08:00

天津--義和團紀念館

2008-12-07T22:05:00.001+08:00

1950韓戰--上甘嶺

2008-12-07T22:01:00.001+08:00

上甘岭片断

淺論上甘嶺
http://home.comcast.net/~light123/koreanwar/shanganling.htm

南京總統府多典故

2008-12-07T21:52:00.000+08:00

南京中山陵

2008-12-07T21:48:00.001+08:00

台灣國父紀念館的孫中山遺物

2008-12-07T21:44:00.000+08:00

1996年保釣火紅的九月

2008-12-07T21:20:00.001+08:00

1996年10月7日成功登上釣魚台

2008-12-07T21:18:00.000+08:00

2005年4月深圳反日示威

2008-12-07T19:25:00.002+08:00

廣州黃埔軍校今貌

2008-12-07T18:57:00.000+08:00

銳變30年 20081008 - 廣東學者建議試行政治改革

2008-12-07T18:22:00.000+08:00

文革序幕--炮打司令部

2008-12-07T18:16:00.000+08:00

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2007年10月1日)

2008-12-07T18:01:00.002+08:00

建國五十八年(2007)十月一日天安門升旗儀式

2008-12-07T17:57:00.000+08:00

建國五十七年(2006)十月一日天安門升旗儀式

2008-12-07T17:55:00.001+08:00

文革中的宣傳片--火紅的年代

2008-12-07T17:45:00.000+08:00

紅衛兵戰歌

2008-12-07T17:40:00.000+08:00

抗戰歌曲--長城謠

2008-11-30T17:26:00.000+08:00

抗日歌曲--松花江上

2008-11-30T17:22:00.001+08:00

宋美齡與西安事變

2008-11-30T17:17:00.000+08:00

抗戰時宋美齡向外國的呼籲影片

2008-11-30T17:08:00.002+08:00

抗戰時宋美齡向外國的呼籲影片

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第三集西安事變

2008-11-30T17:03:00.001+08:00

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第三集西安事變

1950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

2008-11-29T21:33:00.002+08:00

黃土黃水----文化大革命影響, 四五天安門事件,1980後解放軍發展

2008-11-29T21:07:00.001+08:00

黃土黃水----1980-1990初中共解放軍情況

2008-11-29T21:05:00.000+08:00

黃土黃水--抗戰國共和談

2008-11-29T20:59:00.001+08:00

黃土黃水--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

2008-11-29T20:56:00.000+08:00

中共延安時期,戰時國共關係

2008-11-29T20:54:00.001+08:00

黃土黃水百年夢想--建國後的軍事發展,中蘇關後

2008-11-29T20:48:00.002+08:00

黃土黃水國共內戰三大戰役

2008-11-29T20:47:00.001+08:00

黃土黃水國共決戰前夕

2008-11-29T20:45:00.000+08:00

黃土黃水----文革部分

2008-11-29T20:43:00.003+08: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2008-11-29T20:41:00.001+08: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年的抗美援韓戰爭

2008-11-29T19:22:00.000+08:00

袁世凱

2008-11-29T18:13:00.000+08:00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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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

2008-11-29T18:11:00.000+08:00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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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八國聯軍

2008-11-29T18:01:00.002+08:00

義和團

八國聯軍之役

辛丑條約

東南互保

庚子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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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案分布特点新探

2008-11-29T17:56:00.000+08:00

晚清教案分布特点新探
[日期： 2008-10-05 ]
来源：韶关学院学报作者：赵树好

摘要：本文认为晚清教案的分布主要有三个特点：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教案最
多，这是由教会势力最为强大、遭受侵略特别严重、灾荒频仍和地方官态度决定的。长
江流域教案较多，这是教会势力比较强大、会党活动频繁，以及东南互保的影响所致。
其他地区教案较少，这是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清政府的态度、民族问题和教会势
力非常薄弱等因素造成的。
关键词：晚清教案分布特点新探

晚清教案是指中国官绅士民反对基督教会（教士教民）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经地方官立案，并会同外国教士或领事、公使处理的。晚清时期，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各地的民性、地理和气候条件差别很大，列强对中国不同地区的侵略程度和教会势力在各地的强弱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各地教案的分布极不平衡，具有明显的特点。弄清教案的分布特点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晚清教案，也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有人对此作过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比较薄弱，许多问题值得商榷。鉴于这种状况，本文拟进行新的探讨，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妥之处，尚乞方家斧正。

一、研究的回顾

晚清教案的分布特点究竟是什么呢？迄今为止，学术界提出了两种观点：
其一，许多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侵入较早，影响较大的通商口岸及沿海各省，虽然也发生过反洋教事件，但是远不如偏僻闭塞的云南、四川激烈，这是因为沿海地区已经出现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而在内地，封建势力则比较浓厚，资本主义侵略者所遇到的阻力是强大的。越是在闭塞、落后的地区，遇到的反抗就越强烈。”[1]（p41）这个结论虽然有点道理，但很不完善。根据笔者统计，晚清时期共发生教案1998起，能够搞清省份的教案有1992起。其中6个省份教案最多，它们是山东：333起；直隶：240起；四川：185起；江西：182起；福建：138起；广东：127起。6省共发生1205起教案，占能够搞清省份教案的60.5%。在这六个省份中，就有四省（山东、直隶、福建、广东）属于沿海省份。而云南的教案才31起，仅列晚清全国教案的倒数第八位，占全国平均数（83起）的37.3% [2]，不可谓多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说，这一观点是不够妥当的。
其二，台湾学者陈银崑先生所著的《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以下简称
《量化分析》）一书中认为，沿海省份（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教案最多；沿江省份（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次之；内陆省份（河南、陕西、山西、贵州、云南、广西、甘肃、吉林、黑龙江、蒙古、西藏）最少[3](p19)。《量化分析》的观点是建立在对1860 ——1899年教案统计的
基础上的，颇有道理，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就数量统计而言，《量化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赵树好（1958—），男，河南焦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分析》时间跨度短，没有对晚清70年间（1842—1911年）的教案进行全面统计，因此不能算作完整的晚清教案统计；另外，大陆县级以上文史资料和近年出版的《清末教案》等书新增了许多教案，该书没有或无法利用，因而对1860 ——1899
年有关教案的统计数据也不够完善。其次，因《量化分析》对教案的统计仅限于1860 ——1899年，所以从整个晚清时期来考察，该书对区域的划分就难免有所出入。如沿海省份的奉天教案只有52起，名列第12位，不能算多，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沿海省份教案最多；而内陆省份的山西与河南在晚清70年的教案分别是90起和85起，名列第七位和第九位，绝对不能算少。所以，《量化分析》的观点也应该加以修正。
笔者吸收了《量化分析》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发展，认为晚清教案的分布主要有三个特点：

二、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教案最多

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苏、浙江两省既属长江流域，又属沿海省份，本文将其划归沿海省份）、福建（包括台湾）、广东、山西、河南8省。这8个省份在晚清时期共发生教案1152起，每省平均144起，超过全国平均数（83起）61起，是教案的高发区。上述省份成为教案的高发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共性有一个方面，即教会势力最为强大。根据《中华归主》的记载，晚清时期，上述8省的教士总数是3801人，每省平均666.25人；教民总数是1499770人，每省平均187471.25人[4]。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由于教士教民数量多，民教双方接触频繁，因而他们的矛盾斗争也必然会多。
就个性而言，有三个方面：
第一，东、南沿海地区遭受的侵略特别严重。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6省是我国的门户和战略要地，因此，这些省份就成为浮海而来的侵略者进攻的首选目标。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以后的瓜分狂潮，上述各省饱受侵略和蹂躏。这些情况为人们所熟悉，因而不再赘述。列强的侵略行径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其产生了强烈的仇外情绪，进而引起激烈的反侵略反洋教斗争，乃至于规模空前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灾荒频仍。晚清时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4省的水旱等灾荒最为严重。黄河是历史上决口泛滥最多的一条大河，“华夏水患，黄河为大”，即此之谓。晚清70年间，黄河漫决的年分正好占了一半，即平均两年中即有一年漫决，而且有时一年还漫决数次。漫决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两省。除了黄河之外，位于直隶境内的永定河及海河也是一条著名的害河。永定河位于北京附近，因两岸皆沙无土，以至堤阶无固，防卫之难，甚于黄河，有小黄河之称。据统计，在晚清时期，永定河漫决33次，几乎每两年一次。海河在1821—1911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237次，年均受灾多达35.6州县次。旱灾主要发生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据统计，在1840—1911年间，我国共发生旱灾140次，每年平均2次。1877—1879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大旱，实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1899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大旱，饥民百什成群，聚众抉食。次年山西等地大旱，赤地千里。除了水、旱灾外，还有风、虫、雹、霜、潮、碱和地震等灾情。在此天灾人祸折磨下，人们“至剥榆树皮为食，或将树皮晾干磨粉，搀以杂面及高梁等，作饼食之”[5](p347、355，665，365)。更多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甚至“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者死，疫病死，自尽死。”[6]（p87）这种惨景使得“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7] （p40）。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求生无路的绝望时刻，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或聚众抢粮，或殴击官吏，或进行反教斗争。当时全国各省区教案的平均数是83起，如前所述，灾荒较多的黄河中下游的山东、直隶、山西、河南4省每省平均187起，是全国平均数的1倍。
第三，地方官态度的影响。上述8省的教案有5省与地方官的态度有着重要关系。山东、直隶、山西、河南4省的教案主要集中在1899—1900年间，在这两年间，4省共发生380起教案，占晚清四省教案总数（748起）的半数以上。这种情况与同期4省督抚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4省地方官对教案的态度可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对教案的态度比较和缓。这以山东巡抚毓贤（1899年4月至12月任职）为代表。毓贤长期在山东为官，深知民教冲突是由于教民横行乡里，乡民积怨不平所致，因而主张对一般反教会斗争先采取“晓谕解散”、“弹压解散”等比较和缓的手段，只有在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时，才实行武力镇压。在镇压时，他主张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除将为首者按“匪”治罪外，对一般参加者解散了事，以免激起更大的反抗。他还曾要求德国公使撤换支持教民欺压平民的传教士布恩溥、德华盛等。毓贤认为，这样做既可避免发生重大的中外纠纷，又可尽量减少官民矛盾，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最为有利。毓贤的这种做法，为山东义和团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促进了反洋教斗争的发展。
其二，公开支持反洋教斗争，这以山西巡抚毓贤（1900年3月至1901年2月任职）为代表。1900年3月，毓贤由于受到美、法公使的攻击，被清廷从富庶的山东调到贫穷的山西任巡抚，毓贤对外国人由不满转为仇恨。为泄私愤，他亲自策划了太原教案，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54人，中国教民17人诱杀，焚烧教堂医院420余间[8](下册，p266)。由于巡抚带头反教，山西各府州县官员纷纷响应，山西各地的义和团也得以合法反教，致使山西各地教案迭起。
其三，镇压反教会斗争，这以直隶总督裕禄与其弟河南巡抚裕长代表。在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前，裕禄、裕长兄弟对直隶、河南义和团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以为这种镇压可以迅速扑灭反教会斗争，然而适得其反，一些反洋教斗争队伍被清军击败后，其成员既然无法回家，便逃往他乡继续活动；有些地方的拳会本来规模很小，其活动仅限于习拳，但遭到镇压后不得不联络附近拳会，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抗。裕禄、裕长兄弟的镇压措施迫使直隶、河南人民进行更加频繁和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
广东的教案以中法战争时期最为集中，这是因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驱逐和监视外国传教士，放任广东百姓的反教活动，从而使1884年出现了广东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反教高潮。
综上所述，上述因素使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教案最多的地区。在这些因素中，地方官态度的影响非常重要。由于地方官对反洋教斗争的袒护、支持以及不当镇压，使上述5省在某些年分的教案特别多，直接影响了教案的分布。

二、长江流域教案较多

晚清时期，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5省。5省共发生教案644起，每省平均101起，超出全国平均数18起，数量较多。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其一，教会势力比较强大。根据《中华归主》的记载，上述5省在晚清的教士总数是2243人，每省平均448.6人；教民总数是477605人，每省平均95521人[4]。虽然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仍然多于其他省份。教会势力比较强大是教案较多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二，会党活动频繁。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的沿海侵入内地，富饶的长江流域是他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强迫中国将长江流域的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开放为商埠；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制了中国海关，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降低税率，享有子口半税制等特权。外国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外国的棉纱、棉布及其他商品在这些地区大肆倾销，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外国的客、货轮在长江上运货载客，畅行无阻，挤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船户，使其失去了谋生的门路，破产流离，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被大量裁撤，致使失业的人群纷纷加入哥老会，这些哥老会在反清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教会。
其三，东南互保的影响。1900年，义和团在北方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遍及全国。这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商定《东南互保约款》，与列强共同“保护”这一地区，抵制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严重地阻碍了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的发展。
总之，上述三个因素使长江流域教案较多，而东南互保对反教斗争的阻碍作用最大，使这一地区的教案无法与华北地区相比。

三、其他地区教案较少

其他地区包括东北（黑龙江、吉林、奉天）、北部（蒙古）、西北（陕西、甘肃①、新疆）和西南（西藏、云南、贵州、广西）11个省区。这11个省区地域辽阔，面积远远超过上述两个地区，但是只发生了335起教案，仅比山东一省的教案（333起）多2起；每省区平均27.9起，占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教
案平均数的19.4%，占长江流域平均教案平均数的27.6%，数量较少。这种情况是由以下几种因素造成的：
其一，人口稀少。以1911年为例，当时全国各省每平方公里人口平均数是42.24人，而上述地区的每省区平均25.9人，仅占全国平均数的61.3%[9]（表75）。因本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外国传教士很难在此大量发展教徒，中国百姓也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反教斗争。
其二，自然条件恶劣。如所周知，上述地区气候寒冷，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恶劣的自然条件为基督教传教事业造成了巨大困难，也给国人的反教斗争造成了巨大困难。
其三，清政府态度的影响。上述地区大都属于边疆省区，清政府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限制或禁止基督教在此建立教堂。现以新疆、西藏、陕西、甘肃为例加以说明。
沙俄对新疆的野心由来已久，清政府对此早有戒备，尤其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此地更加敏感，清政府一般限制外人在此设堂传教。1891年，法国传教士拟在绥定县设堂，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指出：“新疆改省未久，事多草创，
民情未甚安帖（应为贴—引者按），教士如愿前往，原可听其自便，若欲建立教

①晚清时期宁夏、青海均属于甘肃省，因而本文在统计时将三省合并计算，均归甘肃省。
堂，恐非民情所愿。”[10]（p125）
清政府对沙俄东正教控制更严，直到1905年，新疆有“俄教士随带蒙古人四名，拟在迪化购地建堂传教，疆抚潘中丞以关外回教人多仇视异教，动辄滋事，断难相安，电致政府请向俄使声明，电令该教士毋庸建堂”[11](p39)。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入藏传教更是严加限制，乃至于禁止。1863年11月21日，驻藏大臣满庆、帮办大臣恩庆奏：“汪曲结布求代递奏书……西藏本系国朝广兴黄教之地，而藏界西南所属之哲孟雄、拉达克各处，均与披楞相关，披楞即英国之别名。前因法国传教之人有由川入藏之信，该披楞即在哲孟雄各处竖旗聚兵，定要来藏通商，只候法国之人，由东至藏，披楞即由西南而入。细查该罗、萧二人（指法国传教士罗勒拿、萧法日—引者按），誓要来藏之意，名为传教，实欲善取西藏。彼二国所要取西藏者，其意不在西藏，彼一得西藏至炉，万里山河均归他人。彼等得与四川关界，一令其与川关界内地恐无安宁之日，所以阖藏官民，誓死不令其来藏之本心，非敢故违和约，实为国家保全地面，仍望赏准设法阻挡，不令罗姓一干人来藏，方免后患。况法国来藏传教一事，业经驻藏大臣奏奉谕旨，不准来藏，川督亦通行各台，遇有法国进藏之人，务要善言劝阻，令其自退，为此合词恳恩达赖喇嘛，转邀天恩，俯念西藏僧俗愚蠢无知，饬下四川督臣，并转饬炉听文武，日后遇有领票赴之汉人及随差来藏之兵役人等，务要严密稽查，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给票出口。”同治皇帝遂“谕议政王军机大臣” ：“满庆等所称法国罗勒拿萧法日等于今春派无赖刘姓，由炉城运来茶包，在巴（塘）李（塘）一带散给汉兵，要结人心，并捏造谣言，诱惑巴塘正副土司投赴瞻逆，是否有此事，著崇实、骆秉章查奏。又罗勒拿等声言，景纹奉有谕旨，将前藏所属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赏交伊等永远管理，不准阻止等语，如果属实，是该教士假传诏旨，殊属可恶，除谕令总理衙门向法国驻京公使据理驳斥外，著崇实、骆秉章严饬沿边各属，认真查察。如有内地传教之人潜赴藏地者，概行截回。勿令乘间偷越。”清政府甚至指示地方官“惟于英、法国人，再有欲赴西藏游历传教之人，不妨明告以西藏系属外藩之地，信遵佛教，且该处风俗人情迥异中国，动辄滋事，非如内地”，“况彼处素尚佛教，与外国人遵守天主教无异，中国断不能强彼之难行，以伤我之和好，婉言阻止，或可折服其心，亦未可知，并饬知赴内地各站，不得为其预备马匹，是为至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感到传教士在西藏的前景不妙，遂于1864年3月15日通知传教士，告诉他们中国总理衙门实在无能为力，而非心存恶意，希望传教士们撤出西藏，否则对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将不负责任[12]（p95）。由于法国驻华公使不再支持传教士入藏，天主教传教士失去靠山，此后很少再到西藏；新教教士到西藏的本来就不多。进入新疆和西藏的传教士数量太少，教案自然不多。
陕西、甘肃两省是回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地方官总是对回民入教加以限制，以减少矛盾。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给总理衙门的附片中，密陈“西安教堂一事，虑及设立城内，回民潜相勾谤，为祸萧墙，……稍涉游移，即成后患”。“天主教与回教同出西域，各行其教业已一、两千年”，最好不要“合而为一”。最后决定：严禁传教士“并收省城内外回民入教，致使汉民猜疑，别生枝节”。“甘省回氛未靖，省城及州县稽查奸宄，向来门禁森严，系为保护地方起见。恐有不法汉回人等，假充教民，往来传递消息，更应严防，以弥后患。”[13]这种做法，一方面限制教士和回民接触，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教案的发生。
上述地区的其他省份也是如此。地方官的限制使这些地区的教士数量很少，教案不多。
其四，民族问题。上述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居住着蒙古、满、朝鲜、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希福、契丹、维吾尔、突厥、萨尔特、土番、印度、回、藏、客家、僚、彝、仲家、傈傈、哈尼、怒、苗、壮、侗等民族。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分裂政策，使各个民族互不团结，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教斗争。
其五，教会势力非常薄弱。上述原因使这些地区的教会势力非常薄弱，共有外国传教士1066人，每省区平均88.8人，占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传教士平均数的14%，占长江流域各省平均数的16.5%；教民330070人，每省区平均27505.8人，占东、南沿海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教案平均数的13.8%，占长江流域各省教案平均数的24.7%[4]，数量极少。由于教会势力薄弱，民众的反教对象也少，教案自然不多。
上述因素相互影响，使其他地区教案较少。其中，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是最主要因素。因为这两个因素使这一地区教士教民和平民数量很少，居住极为分散，许多地区常常是无人反教，或者无教可反，不可能产生太多教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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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ght.com/show.aspx?id=5420&cid=44

督促与应对：晚清教务教案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互动

2008-11-29T17:53:00.001+08:00

督促与应对：晚清教务教案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互动

作者：邓常春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

晚清，随着洋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教务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政务，又因为各国（主要是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公使对教会的庇护，教务教案不但是内政，更成为外交。对其处理是否得当，不但影响到一方一地之民教关系，更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教务教案而获咎或获奖，官员对于教务教案的态度和作为亦在慢慢地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鉴于历次教务教案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多种措施督促各级地方官员妥善办理教务教案。但地方官自有其处境与考虑，中央的要求到州县一级即大打折扣，并未得到全力遵循。面对教务教案，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微妙的互动。

引言
晚清，天主教和耶稣教（以下合称洋教）凭借武力进入中国。不但获准进入内地传教，而且所到之处，地方官对教士必须厚待保护。
然而，长期的禁教政策和对西方世界的陌生，加上对中国文化近乎自负的自信，多数中国士人（当然包括官员）对来自“西洋蛮邦”，不信孔孟，不祀祖宗的洋教从心底里就十分鄙夷，斥之为邪教。加上此次洋教挟武力而来，传教条约皆为城下之盟。教士教民又依仗洋人势力与地方官绅抗衡，侵蚀到官绅的传统权力和利益。因此在洋教获准进入内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数内地地方官对于教会、教士和教民都相当敌视和排斥，态度温和一点的则以僧道之流视之待之。
可是，洋教士完全不同于僧道等方外之人。首先，洋教士到内地传教，须执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所发的护照。每到一地，须到官署投验护照，地方官验明后则要照约保护。如此一来，地方官便难免与教士晤面往来。其次，教士在一地设堂传教，本地民人奉教而成为教民。教民虽然奉教，但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社区之中，田土户婚，样样参与。并且，至少在理论上，教民依然是官府治下的子民，缴赋税，打官司都要找官府。但另一方面，教民与教会关系密切，遇事常请教士帮忙，而教士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教民免于地方官员的歧视与苛待，故尔乐于出头帮忙。由此，即便普通的中国民人之间的纠纷，只要当事人一方是教民，也常因教士的干预而一变为教案，上达省级大吏乃至总署（当然还有各国公使）。
因此，1860年之后，即使偏远如四川，教务教案也渐渐成为地方政务的重要部分。又因为各国（主要是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公使对于教会的庇护，教务教案动辄成为中外纠纷；洋人动辄以出兵相威胁，处理不当即可能招致“中外开衅”。因此，教务教案不但是内政，更是外交。对其处理是否得当，不但影响到一方一地之民教关系，更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教务教案而获咎或获奖，官员对于教务教案的态度和作为亦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鉴于历次教务教案，对外引发外交危机，对内导致政府丧失民望，而且偿以巨款，重耗公帑，因此，中央政府（通常以总署为代表）多方督促各级地方官员谙熟约章，持平办案。但地方官自有其处境与考虑，中央的要求到州县一级即大打折扣，并未得到全力遵循，面对教务教案，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微妙的互动。
前此的教案研究，多数只关注官员反教的一面，对于教务教案的办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官之间的互动却关注甚少，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央政府的督促
洋教获准进入内地传教之初，中央政府即已预见到传教将滋生流弊，并想方设法予以挽救。在中央政府看来，只要地方官照约保护教士教民，而教士照约不干预地方公事，则民教彼此或可相安。然而，事与愿违。各地教案频仍，层见叠出，中央政府伤透了脑筋；为了督促地方官妥善处理教务，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是屡有严旨，诫斥地方官持平办理教案。
1869年，法使罗淑亚以酉阳、遵义等地教案迟迟未结，欲带兵船入内地促成结案。上谕因此对各省督抚予以严厉指责，并特别指出，“李鸿章等身膺疆寄，皆为国家倚任之人。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宜，务须持平办理，不可预存歧视之心，尤不可尽诿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令该使臣等喋喋置办，迄无了期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宝鋆等修，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卷69，第6369-6370页。）
1895年，相继发生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上谕怒斥，“此等不逞之徒，造言惑众，所在多有，要在地方官随时防范，销患未萌。何得相率因循，以致酿成巨案？”并言，此后地方官若“办理乖方，亦当从重惩处，决不宽贷。”（注：《德宗实录》，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卷371，第3272页。）
1898年，四川江北厅、广西永安州、湖北沙市相继发生教案，上谕震怒，指责地方官总“不能仰体朝廷谆谆告诫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经心，即意存歧视，畛域未化，斯嫌疑易生，无怪教案之层见迭出也。”上谕要求地方大吏严饬所属，妥办教案，并称，“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注：《德宗实录》，卷420，第3832页。）
其次是依据办理教务教案是否得力而对地方官予以奖惩，且力度越来越大。
1863年的重庆教案中，川东道吴镐举措不当，但案发后所获处分仅为降级留任；而且案子议结后，该处分还被奏准撤消，案发地巴县之县令亦获准免议。成都将军崇实认为此处分过轻，“似于大局殊有妨碍”，而法人对此亦表示不满，希望将吴镐调离川省，以免其与教民为难。但是川督骆秉章极力维护（注：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总署致成都将军崇实函，张永贵，吕实强，陆宝千编：《教务教案档》，（以下简称《教务档》）1975-198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据钞本影印。《教务档》，第1辑，第1194页。），吴镐得以继续留任川省。
1865年的酉阳教案，前后两任知州因办理迟误而被摘去顶戴。案结后，奉旨赏还顶戴，法使提出异议，认为此等办理不善贻误时机之员，不应随案开复（注：同治六年八月十六日总署收法国兰盟函，《教务档》，第2辑，第1070页。）。总署回函称，川省此举，“系照向章办事，并无他意。”（注：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总署致法国兰盟函，《教务档》，第2辑，第1070页。）婉拒法使之要求。
但到1895年成都教案时，情形即已大变。彼时，川督鹿传霖主张对涉案官员从宽处分（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为密陈办理川省教案及民教情形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全五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册，第610页。），上谕则饬令交部议处。（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著将办理教案不善之周振琼等交部议处上谕，《清末教案》，第2册，第607页。）后部议予以革职处分。（注：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大学士张之万等奏为尊旨议处成都教案办理不善官员情形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14页。）待英美两国教案议结后，鹿传霖再次请旨允准前述革职各员随案开复，但中央政府不为所动，对涉案官员照惩不误，态度比从前严厉了很多。（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报续结川省英美两国教案情形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23页。）
1902年湖南辰州教案中，上谕震怒，“朝廷慎重邦交，迭经降旨严饬各省地方官于所属教堂教士实力保护，不啻三令五申。乃辰州府又出此重案。该处文武各官事前既未能预防，临时又复坐视不救，殊堪痛恨”。因此对失职官员处分极重：都司刘良儒因闭门不纳求助之教士，被“即行正法”；总兵颜武林因对经过其门首的打教人众置若罔闻，不往保护教堂，被处以斩监候；知县万兆莘因“卸任在即，有心推诿，谣言初起，不能立行禁止，以致酿成巨案”，被“充发极边，永不释回”；知府吴积被“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著照湘抚所请将辰州教案失职官员分别斩决降革等事上谕，《清末教案》，第3册，第512页。）朝廷出手之狠，前所未有。
在部分官员因办理教务教案不力而被斥责、罢免、充军、乃至斩首的同时，亦有一些官员因为善办教务教案而获得重用。
四川候补知县田秀粟、曾传道即是显例。1868年酉阳教案案发后，时署理綦江县令的田秀粟被派往查办。成都将军崇实恐怕“事权不属”，办理多所掣肘，随即委任田秀粟接署酉阳知州。（注：同治八年三月初九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函，《教务档》，第2辑，第1101页。）在协助钦差李鸿章查办酉案的过程中，田秀粟和曾传道表现出色，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案子议结后，李鸿章等大吏曾专片入奏，请求嘉奖办案有功之员。其中特别夸奖田秀粟“循能卓著，随同臣鸿章开谕该教士等。经权互用，深合机宜，均有微劳”。请旨允准田秀粟，“以直隶州知州，不论班次，遇缺即补，并赏道衔”。曾传道则“免补同知，以知府归候补班遇缺即补”。（注：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署收湖广总督李鸿章文，《教务档》，第2辑，第1228页。）田秀粟交卸酉阳事后，“因熟悉教案”，很快被委任署理巴县事。（注：同治九年九月初九日总署收成都将军祟实函，《教务档》，第2辑，第1249页。）此后一直以善办教案而为历任川省大吏重用，到1882年丁宝桢出任川督时，田已官至泸州知州。（注：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总署收法国署公使巴特纳函，《教务档》，第4辑，第777页。）而曾传道，酉案议结后，即被委任署理酉阳州，长达三年。（注：同治九年四月初七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函，《教务档》，第2辑，第1247页。）患湿疾后，一再乞假，方获准离任。（注：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五日总署收四川总督吴棠函《教务档》，第3辑，第902页。）但旋即又受命应对法国驻汉口署领事巴世栋访川，（注：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总署收总督吴棠函，四川《教务档》，第3辑，第923页。）并协办黔江教案，（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署收成都将军魁玉函，《教务档》，第3辑，第975页。）亦为川省大吏所倚重。田曾二人，以微末小员而能受到李鸿章崇实等封疆大吏的赏识和朝廷的嘉奖，并因此得以擢升，不能不说是拜教案所赐。
除了事后的诫斥与奖惩之外，中央政府还对地方官员进行事前的引导和督促，力求防止教案的发生和扩大。主要表现在：
(1)强调地方官要熟悉约章，按约办事。1870年，总署指出，“条约既为中国所共订，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不能不查照办理”。因此，地方各官“平时必须检阅（条约），庶临事方有凭借”。“务须按条约办事，免令洋人借口”。（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丁日昌曾国藩所奏教务隐忧等情摺，《清末教案》，第1册，第942页。）
1907年，上谕著各省督抚“讯将中国与各国所定约章内传教各条摘要辑刊成册，分发所属各官，责令认真讲习。遇有外国教士交接事件，遵照约章，切实办理。”（注：沈桐生辑：《光绪政要》，谕各省督抚刊订教务条约，卷33，第2477页。）
(2)将教务计入考成。1870年，总署建议将教务计入地方官之考成，以促使地方官认真留心办理教务，称，“……如果各省地方官于无事之日，先已留心经理，则自有基址可借，条理可寻，何至遇事张皇，一无就绪？”因此，各督抚将军大臣，“亦当以此等事件能否预筹妥协，办理得当，按察所属，与催科抚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兴而事可逐渐就理，实于中外交涉有裨。”（注：同治九年二月二十日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密饬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办理教案片，《清末教案》，第1册，第761页。）这一建议，至迟到光绪初年即已实行。
1899年，御使张元奇奏请饬各省大吏慎选牧令，“于凡有教堂州县，须择明达材干之员，教以消弭持平办法，俾之久任。如能三年不出一案，予以优奖。庶民业安而天庥滋至矣。”（注：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御使张元奇奏为请饬各省疆吏慎选牧令遇事持平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872页。）如此，则教务不但计入考成，更可作专项奖励。教务在地方政务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3)规定办案期限。1878年，川督丁宝桢主持议定的民教善后章程第二条规定，教案初起之时，地方官须于两日内上报，十日内讯结，否则即被撤任。（注：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署收四川总督丁宝桢成都将军恒训等文，《教务档》，第3辑，第1355页。）
(4)增设办理教案的专门机构。在1869年的四川，（注：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总署收四川总督吴棠函，《教务档》，第3辑，第913页。）1882年的山西，（注：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晋省设教案局办理教案情形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371页。）1900年的江西（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抚松寿奏报设立洋务专局办理民教案件片，《清末教案》，第900页。），皆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办理教案。
(5)增加是否熟悉洋务为重要的选拔任用标准。随着西人势力向内地的深入，内地也象沿海一样，华洋交涉日益繁多。1860年代以后，即使偏僻如四川，也时有民教交涉事件。上至督抚，下至州县，若不明时局，不晓条约，不善交涉，很难处理好教案，因此，是否熟悉洋务渐渐成为选拔任用官吏的一个重要标准。
1870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办天津教案后，认为教务隐忧方大，提出应慎选“有风骨通时务者”充任地方官，以便能够持平办案，不致因教务而激成事端。（注：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奏陈官民过出有因教务隐忧方大摺，《清末教案》，第1册，第910页。）总署对此十分赞同，认为“立法匪难，得人为难”。丁日昌的建议，“诚为得其要领”。“必风骨森严，遇教士非分之求，乃能据理驳斥。必时务通晓，遇照约应办之事，乃能妥为抚绥”。（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丁日昌曾国藩所奏教务隐忧等情摺，《清末教案》，第1册，第942页。）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上谕中，即饬各省大吏，“务须选择有风骨而又通实务之员”充任州县地方官。（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著各地将军督抚等整顿各省武备并持平办理民教事件事上谕，《清末教案》，第1册，第950页。）
1876年，丁宝桢出任川督。到任半年后，深感四川缺乏熟悉洋务的官员，遂奏请派熟悉洋务的官员来川任事。（注：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四川总督丁宝桢奏为请伤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等来川办理中外事件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151页。）丁宝桢认为川省教案层积，一个原因在于地方官不熟悉洋务，不善于办理教案。丁氏在奏折里公开声称文天骏，黄锡焘二人“素讲洋务”，“于洋务亦能留心”，并以此为选拔二人来川任事的理由，并获谕旨允准。（注：光绪三年八月初九日，总署收军机处交出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教务档》，第3辑，第1222页。）可见，彼时，是否熟悉洋务已渐渐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员的公开标准。
1896年，御使潘庆澜建议从总理衙门肄业的学生中选拔牧令，用于“民教事繁之区”，以“育人才而固邦交”。（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御使潘庆澜奏陈民教不能相安砌亟宜设法消弭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52页。）总署对此建议极为赞同，并表示业已实行。（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訢等奏覆议得御使潘庆澜所奏诚非无见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58页。）
(6)议定处分章程。1896年，御使陈其璋入奏，主张应议定地方官办理教案失察议处章程。“如此，则地方文武印委各官知所儆惕，而洋人知有定章，亦不致怀疑矫辩矣！”（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为遵议御使陈其璋严定教案处分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43页。）陈其璋的建议得到总署的赞同，总署还会同吏部及兵部分别议定了文职官员和武职官员的处分章程。（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5-3786页。）
(7)规定涉案官员分担教案赔款。1891年的芜湖教案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曾令该管道县两级官员认缴赔款的一半。（注：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芜湖教案应付偿款先在关税项下动拨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537页。）有鉴于此，1896年，总署奏请，“嗣后如遇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并分咨户部及臣衙门备案。庶几众掣易举，亦可互相鉴诫，略如签差不慎，本管上司分赔之意。”（注：《光绪朝东华录》，第3785页。）总署所奏，虽然受到部分官员的质疑，（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给事中楮成博奏请撤消总署新定教案赔款分偿之例，《清末教案》，第2册，第649页。）但获旨允准。
(8)规定各省督抚兼任总署大臣。1895年，鉴于沿海各省“交涉事务本繁”，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而“各直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乃有上谕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均兼总署大臣。四天后，又有上谕著各省级大吏此后遇有交涉应即行办理，“不得概从延诿。”（注：《德宗实录》，卷434，页3967。）
(9)指导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为了指导地方官与教中往来，1899年，总署奏准制定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之五条规程，以便使地方官“平日与主教、教士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疑。遇小事固可消化于无形，遇大事更可和衷而商办。”（注：《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10955页。）
由此可见，为了督促地方官办理好教务教案，中央政府的督促，可谓多管齐下，不遗余力。那么，面对这一情势，地方官又有些什么回应呢？
　　　　二、地方官的应对之策
首先，随着中央政府日益加大对办理教务不善之官员的惩处力度，整个官场对办理教务教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官员与教士往来的行为逐渐由招致指责一变而为受到称道，而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重亦从不受欢迎之评价一变而为借以获得晋升及重用的资本。同时，地方官对教士的保护则日益周全。
以地方官与教士的来往而论，尽管教务已成政务，地方官不得不与教士打交道，但至少到同治年问，与教士或洋人来往，在官场中仍然是不为称道之事。而为洋人所信重，亦不是好名声，更不是借以获得重用或晋升的资本。
但此后情形逐渐有所变化。熟悉洋务，与洋人多有往来，为洋人所信重，不但不会招致非议，而且渐渐成为获取重用或晋升的资本。
1876年，川督丁宝桢举荐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和兵部候补主事黄锡焘来川任事，理由即是川省官员多数不谙洋务，导致教案频仍。而此二人，前者“素讲洋务，才具精核”，后者则“于洋务亦能留心”，来川必于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大有裨益。（注：光绪三年八月初九日，总署收军机处交出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教务档》，第3辑，第1222页。） 1876年，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因病重不能奉旨前往闽省办理乌石山教案，遂举荐得力官绅代为出力，被荐者之中，有一人“老于洋务，体用兼备”，而另三人则“皆与英领事素有往来”。（注：光绪四年十月十八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陈病重不能赴闽谨举得力员绅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212页。）
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中称赞候补道员黄遵宪“洞悉洋情，善于因应，不随不激，操纵兼施，用能悉洽机宜，妥速理结，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其才足以任重”。（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为道员黄遵宪办理教案有才给咨部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627页。）
洋务日益受到重视，但人才的培养与历练毕竟非朝夕之功。到光绪年间，洋务人才依然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各地对洋务人才颇显激烈的争夺。如1895年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直隶总督王文韶争夺黄遵宪；（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将黄遵宪调往湖北仍办南洋五省教案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626页。）1901年，山西巡抚锡良与湖南巡抚俞廉三争夺蔡乃煌，（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抚俞廉三请将湖南道员蔡乃煌仍留本省片，《清末教案》，第3册，第7页。）都是显例。
以地方官对教士的保护而论，则日益周全。
1865年，教士冯弼乐到酉阳“抚慰教民”，因教堂尚未修好，要求住在州衙署内，州牧拒绝，并将其安置在城隍庙内。（注：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总署收法国递单，《教务档》，第1辑第3册，第1221页。）不久，冯弼乐被打教者杀于庙内。
1866年的重庆教案中，教堂医馆及洋房虽然毁损严重，但洋人却无一被害。此后，教民罗元义被川督刘秉璋处以斩枭，引起教士教民惶恐，重庆知府遂亲自租下府署间壁的房屋作为教士的避难所。（注：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法国公使恭思当函，《教务档》，第4辑，第970页。）
到1895年成都教案时，绝大多数地方官“将洋人迎入衙署，外虑不逞之徒乘间伺隙，昼夜提防。内慰洋人之心，曲意供给”。（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成都将军恭寿等奏报省城内外法国教堂先行议结等情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07页。）正因为多数官员的竭力救护，所以，“省内外虽毁教堂数十处之多”而洋人“无一被害，即教民亦无一死者”。（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成都将军恭寿等奏报省城内外法国教堂先行议结等情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607页。）
从酉阳教案的州牧拒绝教士暂住衙署，到重庆教案知府亲自租赁衙署间壁之房屋为教士之避难所，到成都教案官员将教士迎入衙署，悉心照料。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势的变化，地方官虽然依然难以阻止大规模的民众打教风潮，但保护教士生命安全的意识却在不断增强。
其次，官员在处理民教纠纷之时，渐渐更经常和更多地偏向教民。关于这一点，时人论述较多。
1870年，曾国藩分析教案层见叠出的原因称，“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注：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悔劾天津府县并津案事出有因片，《清末教案》，第1册，第919页。）
1876年，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陈川省民教情形时说，“教民有词讼，书差不敢需索，有司转畏之，不敢直斥其无理，民是以甘入教而仇仇相寻也”。（注：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内阁学士广安奏陈四川教案迭出请饬补救防范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128页。）
1891年，查办大足教案的川东道张华奎说，“有司为其（教民）所胁，每存逊让之心，不免袒教抑民。……几至教民讼不胜不息，平民讼不负不了。”（注：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总署收成都将军歧元等文，《教务档》，第5辑，第1465页。）
1902年，御使王祖同言豫省官员办理教案情形时说，“（教士或教民）一纸到官，火签四出。教民曰监押，则监押之；教民曰敲朴，则敲朴之。逐名索贿，官为之勒限取盈；指地建堂，官为之逼民迁徙。其畏教民如虎狼，而事之如父兄，坐视百姓破产亡家而莫之恤。是赔偿之外又有赔偿，无餍足之心，无了结之日。”（注：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御使王祖同奏为教堂讹索实激事端请饬妥慎办理摺，《清末教案》，第3册，第252页。）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一贯要求的持平办理教案，地方官多未认真执行。在办理教务教案的过程中，常常偏袒教民。
最后，办理教务教案的棘手及严重后果，使官员（尤其是州县亲民官）普遍视之为畏途，乃至于对教民渐至（主动或被动地）疏于管理。这主要表现在地方官对教民权力的削弱。
比如对教民的司法权。因为教会的庇护，教案中的涉案教民，官府常常不能自行捉拿，须由教方交出，官府才能予以惩办。而且多数时候，不得不考虑教士的意见而不能完全按照中国律例惩办。
又比如对教民的教导劝诫之权。在有关晚清教案的文献中，中国官方要求教士劝导约束教民的例子很多。1876年，以善办教案著称的四川华阳县令田秀粟出示晓谕教民，就说司铎与教民好比师徒，司铎对教民有教导之权；1899年，总署议定之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明确将地方官和教士相提并论，要求地方官劝谕平民而教士劝诫教民。（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庆亲王奕劻等奏陈议定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并缮清单呈览摺，《清末教案》，第2册，第831页。）
又比如对教民是否作奸犯科的稽查之权。官方多次要求教会教士对于入教之人，须查明其来历，拒收有前科之人。并且，在其入教后，亦随时稽查，发现有犯法作恶之事，应立即逐出教外。第二次酉阳教案中拟订的教务章程，（注：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文，《教务档》，第2辑，第1117页。）1871年总署所拟八条传教章程，（注：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日总署收天津关道陈钦禀附传教章程及另拟条款，《教务档》，第3辑，通行教务，第1页。）1906年浙江道员世增所拟整顿教务清单中，都有类似的内容。（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张曾扬奏道员世增条陈整顿教务缮具清单据情代奏摺，《清末教案》，第3册，第871页。）
再比如对教民一般事务的管理权。1868年酉阳教案结案后，华人教士覃纯卿出具了一分永不许教民报复滋事的甘结。（注：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文，《教务档》，第2辑，第1117页。）据此甘结，覃教士不但修建工事，装备武器，聚集教民，而且教民户口清册由他缮呈，避难教民由他遣散，教民是否听候传讯，是否听候赈恤，均由他安排。他还保证教民此后永不滋事，若再报仇起衅，唯他是问，完全是教民的管理者与代言人。而此甘结由川省上呈总署，并以之为案已了结的实据之一，可见覃教士的教民管理者与代言人身份并非自居，而是实际上（当然并非口头上）获得官府有意无意承认的。
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饬令各属调查教民人数和教堂产业，并填表上报，结果各地迟迟未曾完成；催促之下，乃向上禀报说，已照会教堂司铎报送有关情况，暂未送到，故而迟延。赵尔巽对此大为不满，申斥道：“清查户口，本我国内政。教民同属百姓，自应由团保查报。且于清查户口之际，于册内加以记号，即可综计其数，亦无须另做一事。教产一项有历年税契簿记或过粮册籍可稽。且邻约耳目最近一问便悉，亦可责成团保带办。何须向教堂询问及照会开送，足见平日懒于任事。”规定，“此后各属无论已未填保（报）者，均不得照会司铎开送”。（注：四川洋务总局礼房呈为总督部堂札饬各属查前发查教民人数教堂产业两表各属填送未齐开单饬局催送札，南充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清全宗1，目录20，件号1056。）中国官方调查教民人数和教堂产业，而地方官竟让司铎填报，可见，不管出于畏惧还是出于敷衍，州县地方官实际上对教民确已疏于管理。
　　　　结束语
教案频仍，对外引发危机，对内招致怨艾，耗费公帑，丧失民望，成为晚清政治和社会的一大痼疾。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熟谙约章，平情酌理，持平办理交涉事件，熄灭民教争端，杜绝教案。经验表明，中央政府的此种期望，并非全无道理。教务教案能否妥善办理，确与当事地方官的才具人品（即是否“有风骨通时务”）有莫大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晚清西潮冲击之前，传统上，国务重心是内政而非外交。到外国势力在中国日益明显地存在，外交日益牵涉甚至影响内政而愈显重要之时，举国上下才开始艰难地学习和熟悉洋务。而以中国领土之广，人口之众，官员之多，想要短时间内即令官员人人熟悉洋务，个个善办交涉，当然有困难。
况且，彼时中华不敌西洋、总署不制公使的大势，又使得地方官即使通晓时务亦不一定就能约束教士（及其庇护下的教民）。持平办案在多数时候即等于罢官去职。要求多数官员重风骨胜过重仕途，恐怕也不容易。
因此，中央政府的厚望在某种程度上近乎幻想，其督促措施亦无多少实效，地方官自有其因应之策。
一个巴掌拍不响，争端多由双方而起，自然也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望根本解决。教务教案问题的解决，洋人和教方显然具有更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主动权。中国方面的努力没有洋人的配合，就收效甚。而一旦洋人不再袒护，教会自行收敛，洋教回归宗教本位而不复承载政治和社会含义，教案问题即不复严重。民国的地方官未必个个比晚清的地方官更有风骨，更通时务，但民国的教案远远少于晚清，且不复为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即是明证。
不过，晚清中央政府亦别无选择，揆诸当日之情势，处在它的位置，除了要求地方官，还能要求谁呢？地方官亦是如此，除了重视教务，在诉讼中偏护教民，在日常政务中逐渐疏于管理教民，还能怎样呢？吕海寰说：“教案之宕延，亦非尽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有意迟回。实限于权力不足以制外人。”（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奏为教案要索日甚宜考察各国教规教律会订专约摺，《清末教案》，第3册，第832页。）此言沉痛而无奈，正是当日不争之事实。
注释：
(35)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御使陈其璋奏陈应议定办理教案失察议处章程片，《清末教案》，第2册，第632页。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229101351.asp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1860-1898)

2008-11-29T17:50:00.002+08:00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 ——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
作者：戴鞍钢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关于教案的发源，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1.侵略说；2.中西文化冲突说；3.三重危机说；4.多种因素说。（注：赵树好：《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笔者以为，笼统地将晚清近两千起（注：数量居全国第二，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教案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列强侵略或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等都未免失之简单，应作具体分析。在晚清直隶，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由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以及民教互争公产地亩引发的地产之争；摊派各种庙会和修庙钱文引发纷争；细故口角争殴；教堂或传教士、教民遭劫窃引发；反教谣言、揭贴引发；民教双方由相互猜疑进而捏情上控引发教案等。

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注：截至目前，直隶教案的宏观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文章也只有董丛林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篇。文章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直隶的38起教案进行了研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的变化。兹概括如下：

　　一　地产之争引发

（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

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官地，可以奏明给予；如系民地，亦可置买给予，由官发价。”[1](p260)从而为此类教案的解决定下了基调：有证据的当然要还；查无确据的，如果对方态度强硬也不妨赔送一块。刚刚成立的大清帝国中央外交特设机构——总理衙门并未表现出初生时的锐气，而是一派疲塌作风。

法国方面，虽然条约在手并有大清上谕作保，但一一去查显然不可能，因而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直隶）从前遵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均应按约查还，若如此办理，许多费神，不如烦饬拣二、三处地方办理。”[1](p242)并最终选定正定、宣化两处。1861年10月，法使布尔布隆数函总署要求查还，之后呈出直隶旧有天主堂“清单”[1]（第365号），诈称只查还此二处余可免究。清总署及各地方官犹豫再三后态度转变，法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上述两处旧址。但法国很快就食言，此后又发生3起案子：分别为1862年清河县教案[1]（第471号）、1862年深州大染庄教案[1]（第458、463、468、469号）、1866年宛平县罗谷峪教案[2]（第337,376,390号）。法国基本达到了目的。

禁教期间，各地教堂大都被毁或移作他用，查还旧址也毕竟有限，因此60年代以后各地教士纷纷租买房产以建堂传教，由此引发的教案不在少数。传教士租买房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当地官府租买，如1861、1862年法国传教士分别向河间[1]（第391号）、深州[1]（第448,455,456号）地方官租得房产；二是向民间私人租买。在直隶，后者是引发教案的大宗。

实际上，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内地置产有严格规定：第一，契据内只写立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以保证其“仍为中国之地”；第二，卖业者于交易前须向当地官府请示，严禁私卖[1](p54)。不仅如此，传教士租买房产还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绅士民的普遍反对：“民间将地私卖洋人，乡邻闻知，即令悔议；即守土官宰，亦将藉口百端，不肯即以此项授受注册，往往经无穷周折，而后议成。”[3]被教方指控为“从中阻拦”、“纠约指使”的有县主、典史、千总、差役、民众等。而地方士绅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或直接出头拦阻，或坐镇幕后操纵，成为此类案件的实际指挥者。士绅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第一，买卖房产历来为民人所重，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控制主体”[4](p123)的地方土绅必然会在此类事件中行使自己的“地方事业之权”[5](p68)，当自身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会挺身而出。第二，与绅民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的认识有关。晚清时期，在相对闭塞的直隶城乡社区，一般绅民将高鼻深目的外国传教士视作“异类”，而将外来宗教与本土的秘密教派、会道门等量齐观，1868年1月，署理直督官文的奏折中即有“查天主一教，与白阳白莲等教，同干例禁”[6]（卷56,p14）之语，可见一斑。1868年永清教案[7]（第238号）、1895年固安教案[8]（第505号）均因绅民阻拦教士租房引发。

（二）因民教互争公产（注：包括族产、家产、庙产等，在直隶以“庙产之争”引发教案最为典型。）、地亩而起

晚清时期，各色神庙寺院遍布城乡，其数量之多，曾令19世纪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一度“难以置信”[9](p131)。60年代以后传教场所的普遍缺乏，使各地教民将目光聚焦于“合村公产”——寺庙及其香火地上，寺庙成为进行教务活动比较理想的地方。教民认为，既是合村公产便可拿来使用，但很显然，他们的想法与做法遭到了非教民的反对。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己申辩：一方以维护传统信仰为辞，将对方视为“叛逆”；一方则以有“股份”在内而理应分得相驳，二者互不相让。于是民教两方由信仰不同和实际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直隶，这样的官司有好几起，其中以1864年柏乡县塞里村一案最为典型：此案从1862年教民“未得公议”在观音寺设学传教而起，两年后，当地庙会期间村民欲在寺内“施茶”，教民占住不让成讼，县断令教民暂挪，俟施茶事毕仍归教民使用。旋迭次翻控，经州断令村民另行择地对换给教民建堂结案[7]（第192号）。

口外之地（包括口北三厅、承德府），清初为国家马厂、旗人及功臣赏地，严禁私垦。乾嘉以后，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内地民人“出口”垦荒者渐多，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暧昧，土地纠葛逐年增多。1872年6月，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署有这样一段话：“塞外草地马厂，畜牧以外别无出产，初虽粗有四至，而向例游牧不禁，未经开垦以前，决无专利，几同公物。即蒙古各员与王公子孙，亦难确定界址，故有民垦数十年，而原主不知，官场不知，已同永业者。此后一经若辈买业争执，案件层见迭出，正未有已。”[10](p259)很能说明问题。

理论上，清政府对教方私垦有防范。1870年张家口厅民教争地案发生后，总署以封禁荒地时有教士教民违例开垦，行文直晋督抚，饬属一律严禁[10](p425)，从而引发了一场“开禁”与“封禁”之争。李鸿章力主开禁，但为避外人乘间窥伺之弊，须“于通融中求限制”，即认为应酌情开放官荒，但只准招典承租，不准业者受价私卖，尤其对“各项职衔顶戴人员，在官人役以及僧道喇嘛教民诸色目人，一概不准招承佃作”[10](p428)。但各级地方官显然对此实施不力，教方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土地并因之与当地绅民产生了冲突。1870年，张理厅万兴张等村民张鹏等与山西丰镇厅南壕堑教堂教民段振举因租地问题发生争执并对簿公堂[10]（第192,246,248,250,276,277,373,374号）。1884年，滦平县杨树底村民陈太因祖遗地亩与县属老虎沟教堂涉讼[11]（第232号）。1897年，察哈尔正黄旗七苏木地方正黄旗佐领、武举乔旺、教民杨世望及文生孟士仁等因争夺地亩互控成讼。[12]（第121号）

　　二　因摊收修庙与庙会钱文引发

中国城乡多庙，上已述及。每隔一定时间各地还要进行修缮，这一活动因政府的大力提倡与绅民的坚韧信仰以及不赀的耗费成为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一项要务，各地对此很重视。庙会之期，一般要搭棚唱戏、歌舞喧闹一番，所用不菲。

修庙与各种庙会费用的筹集办法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的名义下令征收；二是以“绅民公议”的形式由民间征收。“弛禁”上谕的颁发使教民的异质信仰成为合法，同时也为他们拒交各项迎神赛会、演戏烧香诸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1862年1月，法国代拟的“免摊”通行文稿为清政府首肯、颁行后，此类案件层见迭出。一方面，官绅士民对教民免摊修庙及各类香会钱文表现出极大的心理失衡。因为尽管信仰不同，但民教双方在其他方面仍有诸多干系：他们同属“天朝”子民，同居一个社区，同享各种自然与人文资源。在绅民看来，仅凭一个教民身份便可轻易“逃脱”诸多费用，违反了老规矩，实在说不过去。而教民对此却心安理得，并将“免摊”的实际内容逐步扩展，从而引起了绅民更大的不满。双方常常因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最后不得不由官方了断。

绝大多数情况下，教民因“拒交”态度的坚决与传教士、领事、公使的介入而终得“酌减”或“免摊”。如1874年定州西板村教案[10]（第334号），1877年深州王乐寺、杜家庄教案[10]（第342号），1881年霸州高家庄教案[11]（第144,145,152,160号）及同年清苑县刘村教案[11]（第196,206号）均如此。例外的案子也有：1873年巨鹿县捐修文庙一案，直督李鸿章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最终使“恃教抗捐”的教民梁武魁“愧悔”不已，被杖80后，“仍愿催全教民与齐民一体踊跃输将”[10]（第272号）。此案中，卫道色彩极浓的李鸿章不仅捍卫了孔孟先师的尊严，也为普通乡民找回了些许心理平衡；而同案中地方士绅的表现——高祥凤等15名生员保释教民梁武魁则进一步说明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多面性，在这里，他们看重的是保一方平安。

　　三　因细故口角争殴引发

近代以来，由于频繁的灾祸及人口极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生活资源的日益溃乏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一向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变得好勇斗狠、睚眦必报起来。“弛禁”上谕颁布后，教民作为—个特殊社会权利单元的地位凸显，加重了这一势态。1863年10月5日，武强县河南屯村民魏奔楼摘食教民杨熊家菜茄，当晚杨找来不依，争殴，次日杨因伤毕命。[1]（第603,604号），仅仅因为个把菜茄便闹出一条人命，成为上述命题的绝好注脚。闲言口角，无事生非也时常发生，1870年武清县大三庄张兴位赴肖庄与李四邀会钱文，与教民石春“闲言”口角，经人劝散又率子找石不依，教方上控成案[7]（第393,394号）。1880年平乡县弯子村刘贵先下地，与教民在下地路上口角走散。回家后教民复持刀棍寻衅致讼[11]（第184号）。此类案件正如直督李鸿章所言，乃纯属“民间鼠雀相争”[7](p339)。

教案民方当事人除村民外，有勇丁、哨官、店主、木匠、船员等，基本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官员、士绅是绝少参与此类口角争殴案件的，这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所拥有的财富以及社交圈子等有关。从教案结果看，如果没有传教士、领事、公使强行干预，清地方官一般将此视为普通民事纠纷案件处理，量刑较轻，有相当部分案子是通过“社区精英”们私下和解的。

　　四　因教方遭劫窃引发

近代中国，各地劫盗案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方也在所难免。仅从统计到的发生在直隶的十几起此类教案来看，涉及地区包括宣化、保定、河间、广平、天津5府及深、冀2州等。

凶年多盗，乱世生匪。近代频仍的人祸天灾不仅摧残着人们的生活，更吞噬着他们的心灵。许多人或“因贫难度”落草为寇，或“乘便攫取”流于窃贼，而各地教堂深闭的大门与高耸的十字架以及传教士手腕上闪闪发光的金表等都为劫盗惯犯、图利小民及各色义军所驻足，在好奇心和图财欲的驱使下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洗劫对象。

从这些案件的结果看，除1870年广平府南街教堂被盗案[7]（第362号）、1871年蔚州美国传教士贝以撒遭殴抢案[2]（第683,685号）、1898年曲周县辛营村教民周清霄家被焚抢案[12]（第327号），前两案因在天津教案后，后一案则在义和团运动前，均属“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在给教方一定赔偿外，其余则未进行赔偿。1863年宣化教堂失窃案后，清方还对要求赔偿的传教士蓝芳进行了严正驳斥，总署致函法使要求对其严惩。[1]（第440号目录）表明清方对此类案件的态度：均属普通劫盗案件，缉拿案犯、获赃给领是其分内事，仅此而已。对案犯的量刑尺度，以教方为对象的劫盗案件与普通案件基本一致。

　　五　由揭贴、谣言引发

揭贴，尤其是匿名揭贴，历代统治者都严厉查禁，因为揭贴的背后是“邪说”惑众的各类会道门，是暗潮涌动的种种“异端”力量，而这些又往往最能触动统治者的敏感神经。谣言随揭贴而来，是一对孪生兄弟，谣言一旦失控成为舆论狂潮，其后果是令统治者不敢想像的。

反教揭贴是各色揭贴中的特殊一类。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藉侵略军的坚船利炮乘势东来，并迅速在中国城乡各地竖起了十字架。我们承认，传教士中确有一些是怀着真诚的宗教热情来中国实现其“中华归主”崇高理想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对于鸦片战争为他们打开东方传教之门带来的诸多方便，多数传教士是“怀着兴奋与雀跃的心情来接受”[13](p700)的。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赋予近代外国来华传教士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份，而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其魔鬼的成分无疑是主要的。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记者、时人宓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景教流行神州，既以兵力导其先路，则支那之视耶稣、基督，自与释迦牟尼、谟罕蓦德不同。彼以顺施，此以逆取，故也。在中国目中心里，景教一事，常与丧师辱国之意胶结而不可分，创巨痛深，身受者尚未登鬼＠②也。”[3]这是近代中国教案迭出的根源所在。乡绅是近代中国“正统文化之源和儒家道德体系的支撑”，当异质文化入侵对传统儒家文化构成挑战与威胁时，“反应最为敏感、最为激烈”的就是他们[14](p2)。反教揭贴是其制造者——乡绅对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能回应，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使之在近代史上蕴涵了特殊的意义。

受时代与自身阶级、认知所限，反教揭贴、谣言的种种荒诞自不待言，但这已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民众是近代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最终受害对象，反教揭贴、谣言散发流布的意义在于激发、唤醒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使他们成为“反洋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传教士对此之所以“谈虎色变”，原因也在于此。1869年[7]（第255,257,258号）和1873年[10]（第284,329号）的两起广平教案，民教双方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当时各地流传的有关教堂、传教士的种种揭贴、谣言的影响而诱发的。1864年5月，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反教揭贴之一——《湖南合省公檄》，一夜之间便贴满了广平府四处，“激励众百姓一同起义，以拒奉教人及各外国人”[15](p573)，虽经地方官撤除并严申例禁，但仍以“惊人”的速度在民间广泛传扬着。而案中最为乡民愤愤的“不奉神明”、“奸淫妇女”等也正是此类反教揭贴、谣言中所要大书特书、着意渲染的内容。1870年天津教案及其影响下的数起教案与谣言、揭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相关论著于此已有阐述，恕不再赘。当然，如上所述，在许多情况下，揭贴、谣言总是借助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才发挥作用。

　　六　因民教猜疑、挟嫌捏控而发

民教猜疑源于一种心理定势，即源于民教各自心中长期形成的关于对方的社会刻板印象。在民方看来，西方传教士乃异域另类，其越洋万里舶来东土，一定有所企图、居心叵测，这是民众朴素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征，也是他们透视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点。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一切：近代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天朝崩溃、丧师辱国之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进而，当各种中西习俗差异和现实利益冲突将民众与传教士拉近成为矛盾的直接对立双方时，印象中所有关于传教士如何“坏”的形象被最终强化、定格下来，教民当然也不例外。在传教士一方，对于他们如何取得在华传教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并不光彩的角色也是心知肚明，[16](p31～32)他们也确实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上下的种种“排斥”。他们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也时刻不敢忘却过去——“禁教”期间的种种苦涩，这使得他们变得异常敏感，他们害怕回到过去，那是一段令他们“心酸”的历史；然而，肩负“中华归主”的神圣使命以及身处胜利者的特殊地位又使他们不能容忍丝毫“委屈”，历史毕竟已经过去，正如鸦片战争时期一位随军传教士所言：“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p47)正是基于以上两种心态，传教士及教民对民众任何一点“反教”举动均表现出空前的关注与不满，尽管有很多时候这种“反教”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揣度而已。“民教猜疑”案中，几乎所有的猜疑与指控最终均落在“禁教”、“反教”、“逼教”、“闹教”上，这绝不仅仅是巧合。

“弛禁”上谕颁布后，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成为“合法”。但是，“不谙世事”的民众并不承认，他们仍然顽固地坚守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而传教士则视其“合法性”为至宝，处处欲以彰显并一度将其作为“杀手锏”。于是，在日常交往中，出于种种原因，民教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时刻猜测对方，当一方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露出破绽时，对方会很快作出反应，抓住纰漏、上控成讼，有时甚至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是此类案件的引发原因。1862年唐山县良村教案，教民程某因举保乡地不实被县令传讯，疑是“逼教”，司铎姜怀义赴县分诉，时教民车夫程洪子手执鞭杆在旁吆喝进署观看的乡民，县令疑其“抗拒官长”，将其示众，程负气捏控县主刑打逼教[1]（第479,495,505号）。1866年宁晋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请艾教士为其子张书琴看病“驱魔”，不小心遗火将桌下准备为儿子婚礼做鞭炮的斤余火药燃着，致伤艾教士而成讼[15]（第223号）。1884年12月，邢台县一乞丐夜里在教堂门口点火取暖，致将门上油漆烤焦，教方随上控[11]（第223号）。上述两案纯属偶发性事件，情节并不严重，本可以化小化了，但在教方看来显然是预谋好的，因此大肆渲染，上控成讼。

　　七　由教士教民不法引发

有关因教士教民不法引发教案的论述，以往学者已多有着墨，不再赘述。只说明一点：在直隶，单单由此引发的案子实在不算多，比较典型的案例只寥寥数件，如1863年满城县大固店村教案[1]（第608号），1891年承德府建昌县教案[18]。以往学者之所以在此着墨较多，除受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外，还由于他们将大量传教士干预词讼的案子算入的缘故。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教士干预词讼无疑是增加了案件的审判难度与延长了结案时间，但并非引发教案的直接诱因。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229102828.asp

太平天國

2008-11-29T17:40:00.002+08:00

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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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與基督教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鴉片戰爭

2008-11-29T17:10:00.003+08:00

鴉片戰爭

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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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鴉片戰爭紀念館

網上林則徐紀念館

洋務運動

2008-11-29T17:01:00.004+08:00

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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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師--中國近代海軍網站 http://www.beiyang.org/index1.htm

洋務運動時期西學科學與科技知識的引入及相關教科書的編譯
http://www.ied.edu.hk/apfslt/v4_issue2/libing/index.htm#contents

英法聯軍之役

2008-11-29T16:49:00.002+08:00

英法聯軍之役

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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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遺址公園 http://www.yuanmingyuanpark.com/

新聞：圓明園展出仿制海晏堂十二獸首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07/1/1/949279/1.html

望廈條約

2008-11-29T16:24:00.001+08:00

望廈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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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貿易章程》、《中美望夏條約》；美稱《顧盛條約》）是美國與中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美國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和清朝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的望廈村簽訂《望廈條約》，共34款，附有《海關稅則》。

《中美望廈條約》從內容上與此前英國和中國簽署的《南京條約》相似，但比《南京條約》要長和細膩得多，此外它還包括了一系列《南京條約》中沒有的條例。例如第17條規定美國人可以在五個條約港口購買地產來建教堂、醫院和墓地；第18條廢除了傳統上禁止外國人學中國話的命令；第21條規定美國人不受中國司法管轄。在一點上美國對中國要求讓步：第33條明文規定禁止販賣鴉片。違反這個規定的美國人受中國司法機關判處。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了翻譯和部分條款起草工作。

其他
當時簽訂條約的地點—觀音堂(普濟禪院)於1994年立了一亭碑紀念此事。

《黃埔條約》

2008-11-29T16:23:00.000+08:00

《黃埔條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0月24日)，清朝政府派耆英在廣州附近的黃埔，與法國專使拉萼尼簽訂的條約。

條約一共36款，外加「海關稅則」。其主要內容為：

法國人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享有永久居住，貿易，領事，停泊軍艦等權利。
清政府將來改變海關稅則需要先和法國政府商議同意。
法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
法國得到片面最惠國待遇。
法國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墳地。清政府有保護教堂的義務。
通過《黃埔條約》，法國得到了和大英帝國通過中英南京條約、美國通過中美望廈條約同等的在中國特權。

黃埔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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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

2008-11-29T16:09:00.001+08:00

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
1842年10月8日，耆英與璞鼎查又在虎門簽訂《南京條約續約》，又稱虎門條約。主要內容如下：

1.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准英船赴彼通商。
2.規定英商不得到鄉間內地。
3.英人得在五口議定界址內，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以為居住。
4.雙方海關稅以後更改由兩國共同協定。
5.英人犯事交由英官收辦，遇有交涉由華、英官員共查。即接近領事裁判權。
6.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得一體均沾、此即片面最惠國待遇。

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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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內容

2008-11-29T16:06:00.002+08:00

南京条约全文：

兹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三、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五、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六、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七、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员；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共银六百万员；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共银五百万员；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共银四百万员；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员；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员加息五员。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

十二、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硃、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
大英君主汗华船上铃关防

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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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静海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

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

2008-11-27T17:59:00.001+08:00

真理大辯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北京之春運動,一國兩制構想,1980年代改革開放

2008-11-27T17:45:00.003+08:00

1980年代國內經改問題,六四事件,六四後香港

2008-11-27T17:43:00.001+08: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2008-11-27T17:37:00.000+08:00

義勇軍進行曲(電影《風雲兒女》版,1935)

2008-11-27T17:32:00.001+08:00

歌唱祖国(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完美剪辑版)

2008-11-27T17:28:00.000+08:00

國際歌

2008-11-27T17:10:00.004+08:00

国际歌1965(電影《東方紅》段)

(唐朝樂隊演繹)

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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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
起來　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沖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的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　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08-11-27T16:38:00.001+08:0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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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2008-11-27T16:37:00.000+08:00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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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维基百科

2008-11-27T16:15:00.000+08:00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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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的漫画

2008-11-27T16:08:00.003+08:00

1908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幅反映清末立宪的漫画，作者

的意图是立宪制度与君主专制一脉相承

立宪派与革命党：牵手还是分手？

2008-11-27T16:03:00.000+08:00

立宪派与革命党：牵手还是分手？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那些为保障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最终不是很难逾越的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

　　这个当时看起来美好的构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清朝末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立宪派的骨干张謇感慨：“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

　　立宪派梁启超起初和革命党往来很密。他流亡日本，孙中山曾多次到访，二人大谈革命。

　　但是孙中山是倒满主义者，梁启超认为勤王的旗号最为合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排满。革命党当时认为满洲入主中国为亡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则坚持满洲人掌权，是与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国。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

　　“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82岁的学者张朋园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朋园一直致力于对立宪运动的研究，曾经出版专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等。他反对将立宪派看作是落后保守势力。

　　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因为对于那些为着保护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并不是很难逾越的。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统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动下进行的，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袁世凯的幕僚张一评论：“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一些原咨议局大员后来干脆直接成为新政府的都督。

　　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牵手革命党人，开始短暂的合作期。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和“革命的蜜月时期”相像，即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这时出来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张朋园如是说。

　　立宪派卷进革命，“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都没有得到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和与稳健，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将掌权者推倒。立宪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汤化龙，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执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台。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大众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的群众是孤苦无依的。”张朋园评价道。 ★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7.shtml

中央权力的立宪博弈：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2008-11-27T15:59:00.000+08:00

中央权力的立宪博弈：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危机时代的立宪怎样才不会引起骚乱呢？晚清满盘皆输的命运，似乎一直在安静地等待，一步错，步步错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这个消息震动大清朝野。中国官员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立宪国”(日本)对“专制国”(俄国)的胜利。
　　1906年8月，一年前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京，认为应该仿效日本实行立宪。
　　这引起一些朝廷官员的怀疑。军机大臣荣庆、铁良明确反对立宪，理由是容易引起骚乱。从事后来看，荣庆、铁良的判断也许并没有错，因为后来不仅发生了骚乱，而且发生了革命。但是后来的骚乱确实是由立宪引起的吗？怎样的立宪才不会引起骚乱呢？这无疑是后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审慎的张之洞也犹豫了，他赞成变法，但是宣布立宪的时机是否合适，他还看不准。
　　当时赞成立宪的，是军机大臣奕匡力、袁世凯、徐世昌等人。袁世凯对立宪采取“投机”或者说“审慎”的态度。他起初是支持立宪的，还奏请朝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袁世凯还积极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五大臣遭遇革命党炸弹，出洋考察被迫延期，袁世凯的态度变得有些暧昧，掂量各方力量，认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五大臣考察归来，合力奏请立宪。袁世凯见立宪将成事实，提出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并主动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他逢人便宣称：“官不可不做，法不可不改。”袁世凯的谋划是能够与庆王奕匡力共同组阁，拥其做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上了一份奏折，说立宪有三大利益，“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这恰恰是慈禧眼下面临的最棘手的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又何尝不是一切在位者在危机时代主动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呢？
　　1907年9月9日，张之洞北上觐见慈禧。慈禧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一向审慎的张之洞应答道：“只需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立宪实行，愈速愈妙。”
　　慈禧做了最后的裁决，朝廷先是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定下立宪的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些寄希望于通过君主立宪来解救国家危机的人们为此鼓舞。
　　1908年9月，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慈禧，做了最后一件挽救清廷命运的事情，宣布九年立宪期限，颁布预示国家政治体制重要变更的《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上大权”部分有：“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关于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则是“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等。
　　她随后也做了一项风险性极大的人事安排，让3岁的溥仪继承大宝，以及任命溥仪的父亲，时年25岁的载沣监国。“‘老佛爷’的这项任命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失策。”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曾写道。
　　慈禧和光绪离奇地在两日内逝去。摄政王载沣履新。据说他的房中，悬挂着一幅对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
　　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满族年轻人，含着金匙出生，一生下来就是皇孙、王子、御弟。18岁就出洋，根据获胜的八国联军迫使中国朝廷接受的屈辱条件之一，他奔赴德国，替“天子”向德皇悔过谢罪。他在德国皇陵前敬献花圈，德皇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他参观德国的军事检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要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皇家手中。
　　如今，因为慈禧的一句话，他年纪轻轻便攀上帝国权力的巅峰，成为动荡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进入紫禁城，曾向同僚们说，如果有两个方案同时摆在那儿，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会儿是这，一会儿又是那。
　　摄政王四周危机四伏。革命党人汪精卫试图刺杀载沣，失败入狱。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到狱中去看他。肃亲王善耆是清廷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
　　各省咨议局代表请愿提前立宪，清廷各大员都避之不及，善耆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说：先帝光绪若在，立宪早已实行；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早就参加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同时，立宪运动正在不断取得进展，其速度之快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变得十分危险。
　　在众人各有打算的年代，已经极度恐惧的载沣，只得紧紧抓住权力不放。载沣在自己短暂的统治生涯中，一心坚持到底的，至少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实行皇族集权的大前提下，由他自己直接掌握军权；二是在立宪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固执到最后；三是听信盛宣怀的意见，坚决要把铁路收归国有。
　　这成为压倒大清帝国的最后三根稻草。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由之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轰轰烈烈。以载沣为首的清廷迫不得已，决定提前三年召开国会，但奉天、直隶各省仍要求再次缩短期限。清廷下令将在北京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各省立宪派代表失望而归。
　　1911年5月8日，新内阁名单一出，舆论哗然。所谓宪政的责任内阁，13人中只有汉人4名，蒙人1名，满人却占了8名。其中又有5人是皇族。以奕匡力为首，只不过是首席军机大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总理大臣，军机大臣摇身一变成为协理大臣。
　　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后来更被证明是一场引大火烧身的错误决定。保路运动在四川等省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的烽火已经遥遥在望。
　　1911年武昌起义，清廷危在旦夕之际，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发四道上谕：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革除亲贵秉政，成立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些亡羊补牢的措施已然无效。与革命党谈判好条件的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摄政王载沣卸去他原本不称职的“岗位”，如释重负。历史在翻转，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走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活到67岁，于1951年3月去世，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6.shtml

2008-11-27T15:55:00.001+08:00

袁世凯：在新政与宪政之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人们一直认为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知道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
　　袁世凯并不止于此，他还和其他力量一起推动改革升级
　　★ 本刊记者/张鹭
　　

1901年，经历1840年以来又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国迎来辛丑年。
　　9月7日，78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继6年前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再次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这位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他的双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过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的职位。《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
　　此年，在官方话语中，“改革”再次成为主流意识。从1月到8月，“西狩”(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难)途中的慈禧太后，连发3道“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维新失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西方政治西方学问，“不敢有一字涉及”。
　　“首创之功”：新政与帝国的余晖
　　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8月20日，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 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1901年，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派遣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解国外新事物，是袁世凯整顿直隶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所有官吏都应该懂得“一切西政、西史”，而“派令出洋游历”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他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3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比如保定府派员访问日本。他们在总结考察心得的基础上，向袁世凯提出“州县改良事宜六条、筹款事宜两条”的建议。尤其是仿照日本税法，改良直隶税法一项,袁世凯批示“大致可采”。
　　更大的改革来自经济领域。袁世凯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1902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惫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该局买办色彩浓郁, 难以起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凯于次年5月命令改组商务局为商务公所,复任命绅商人为公所董事,会同吴惫鼎等妥筹办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办一切”。
　　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按照日本的模式,开办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及图算学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官办事业；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等民营企业,最终创办了北洋实业。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
　　此时，“即使一些当初对于新政曾经责难的人，至此也不能不叹服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首创之功了。各项有关新政的政策先由直隶创设，再经中央及各省转相仿效，在全国范围内次第推广。”中共中央党校副编审楚双志说。
　　地方自治：“他日宪政之先声”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
　　1904年7月，实业家张謇主动给自己曾痛骂过的学生、绝交20年的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宪。袁世凯一如既往，表现出政治家的审慎，回复是，“尚须缓以俟时。”
　　据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回忆：张謇来信后，他曾劝说袁世凯，但袁顾虑重重，不为所动。可是第二天，袁又叫他准备一份准备预备立宪的说帖，以便随时进呈西太后。仅隔一天，“似出两人”。
　　1905年日俄战争被解读为“立宪国”(日本)对“专制国”(俄国)，以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立宪呼声，给了袁世凯最后的决心。1905年7月，他联合张之洞、周馥奏请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
　　同时，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
　　1907年，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考察北京的立宪，发现多数报纸内容猥琐，赌场生意兴隆，饭馆藏污纳垢，官员只知吃喝玩乐，处处靡靡之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但他所在的天津，却是一派新气象。
　　晚清地方自治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而由直隶等省先行试办，被称为“他日宪政之先声”。1906年，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等筹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自治领导机关。8月，天津自治总局成立，下设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科。他命令每州县选派“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者，家道殷实、勤于公益之绅商”，分批进入总局附设的自治研究所，学习地方自治制度、选举法、户籍法、经济学、法学、财政学、政治学等管理国家必备的知识，培养自治人才。
　　为了让民众加深对地方自治的认识，袁世凯委派学习过法政又深谙土风的直隶人高振望、赵宇航、步以韶为宣讲员，分赴天津属府城乡，进行宣传，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并编译《法政官话》《自治讲义》，每月各一次，分发到各属张贴，要求切实达到“家喻户晓、振聋发聩”的功效。
　　经过一年多的宣传、组织与筹备，1907年6月，天津开始按照选举规章选举议员。当时天津人口总计418215人。16日，开始正式选举，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方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30名议事会议员。
　　8月18日，天津议事会及议长、副议长等被隆重选出。
　　这个议事会是中国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袁世凯派专人入会，代表自己祝贺，“近日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
　　这个样板被层层复制。1911年，天津的州县大体都成立议事会。
　　不是尾声
　　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然而，1907年进入军机处的袁世凯，并不能将天津样板复制到全国的其他地方。
　　台湾学者张玉法把袁世凯称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但显而易见的是，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升级为中央宪政，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袁世凯的势力，并未像《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半年前所预计的那样，随着慈禧之死有所增长，反而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在讨论立宪会议上曾欲拿枪射杀他的人——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
　　3年后，无力填补慈禧和袁世凯留下的权力真空的载沣，万般无奈下请袁世凯出山。
　　载沣导演的“皇族内阁”已将君主立宪之路堵死，袁世凯不得不投入“走向共和”的历史潮流。 ★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5.shtml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的参政渠道

2008-11-27T15:48:00.000+08:00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的参政渠道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立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

　　东南绅商精英通过各种渗透，成为很有社会势力的新阶层。

　　1906年12月16日，上海愚园路，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会长，后来的保皇党分子郑孝胥在演讲中痛批中国数千年来的“家天下”制度，号召同仁“从事于预备立宪之盛事”。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成为绅商阶层新的参政渠道。在一份358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中，不算普通士绅，仅当过知县以上的官绅就有77人。据统计，清廷成立的第一届国会性质的资政院，仅进士和举人合起来就高达63%。

　　之后，汤化龙、谭延、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在预备立宪公会中，江浙两省(含上海)会员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很多骨干成员被史学家归入“江浙立宪派”。

　　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除了张謇、郑观应这样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绅商，一些边缘化的有志书生和能干的热血青年也参与进来，比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好的小说家曾朴，再比如当时还是浦东中学教员的黄炎培。

　　他们的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张謇和浙江萧山人汤寿潜(1856～1917)。

　　明清时期的10大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曾留下辉煌的一笔。但是晚清时期随着外国商业势力的侵入，不论徽商、晋商，都相继衰败，而浙江商帮却接续原有实力，注重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结合，发展为最有实力的近代工商业地区势力。他们不仅在企业所有和经营上，而且在铁路建设上，都追求“商办化”。

　　1905年7月，汤寿潜被浙江绅商组建的浙江铁路公司推为总理，主持拒款自助的工作，发动民间集资，建造商办铁路。次年就动工修建沪杭段。1907年，汤、张共同抵制英国强行借款的压力，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清廷屈服外力、借款卖路行为。1909年8月，全部商办自助的沪杭路在汤寿潜等的坚持努力下全线通车。

　　汤寿潜是现代宪政比较早的主张者。早在1890年，在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4年写就的著作《危言》里，34岁的汤寿潜就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改良主张。他甚至提出“开议会”的主张。1904年，汤寿潜致书自己的恩师、军机大臣瞿鸿，请求他说服慈禧实行立宪。

　　除了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并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謇还主动两次致信绝交20年的学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希望他劝说慈禧实行立宪。台湾史学家萧一山评价说，“袁世凯对清廷之决行宪政，颇有促成之功，而其原则亦由张謇之怂恿也。”

　　公民“意见”的力量

　　在立宪团体发动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

　　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预备立宪公会尤其注意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力求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晓得。

　　“我想我们天天把这话说上去，政府必然欢喜，说：好了，他们的程度真个够了。这就是百姓的造化。倘然一两次要求不到，就灰了心，说这个国家横竖不是我们的，不开国会，我就不管，这却断断使不得，到了危险的时候，仍旧是百姓受苦，我们大家想想罢。”曾任预备立宪公会《宪政日志》主编的孟昭常这样写道。

　　该会留日学生的思想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和民众的政治知识饥渴。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河南抚台一次就订购1万册；广西抚台甚至于1908 年11月一次性订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达10万册。有些书因畅销风行，曾多次再版，至1909年6月，《公民必读初编》已印至27版，《地方自治纲要》印至15版。

　　与此对应的，是该会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对政府的敦促。清政府的每一个法令，每一个步骤，该报都给以多半是否定的批评。清政府为立宪而定的每一个时限，都招致该报的不满。在报纸的“疏解法令”栏目中，对政府出台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该报援引各国法理、学说，加以疏解剖析。

　　为了扩大会报发行量，预备立宪公会除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外，还在全国50 多个城市设立销售点，并将传播的触角伸向海外，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成立销售处。除了自办刊物，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英商创办的《申报》，1907年被该会会员席裕福买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该会的骨干；《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张元济是该会的会董。

　　很难估量这次全民政治启蒙的思想震级。在其他立宪团体的云集呼应下，全国在1908年出现的一次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湖南10000多人，广东11000多人，江苏13000多人，浙江18000多人。各省签名总数近10万人。

　　在这样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请愿代表要求面见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力被拒。10月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次日，庆亲王被迫接见请愿代表。

　　国会请愿运动

　　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理事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活跃人物，便积极投身到咨议局的筹备工作中。

　　1908年张謇筹办江苏咨议局，并当选为该局第一任议长。汤寿潜当选为浙江咨议局的议长。预备立宪公会许多会员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这意味着立宪派主要活动阵地的转移——如果说刚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云集立宪派人物和上层绅商的立宪团体，那么随着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这些人纷纷转向到官方机构，预备立宪公会随之也成为一个较为单纯的立宪派互通风气的相互联系之处。在立宪派所发起的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联络作用。

　　1909年11月，汤寿潜得到被摄政王载沣召见的机会。汤将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另两位成员请到杭州，商讨如何“陈国会及内阁之要”。这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立宪团体与清廷最高权力的首次接触。汤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数万言的奏折。他关于速开国会的主张没有被采纳。

　　此时，民间对于开国会的热情已经无法阻挡。

　　对君主立宪制有所了解的杨度认为，如果想要实现“责任政府”，就必须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监督机构的设置，除了开国会，没有其他道路。

　　相比之下，东南绅商精英开国会的出发点要务实一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口税有利于洋商而不利于华商。

　　身兼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和江苏咨议局议长二任的张謇，到杭州的另一个动作是说服浙江地方政府，江浙联手再次发起请开国会运动。经过各地的频繁活动，到11月7日已有7省咨议局代表到达上海，当即决定每天在预备立宪公会开会一次。

　　1909年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50多人，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二年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廷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请愿代表团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求援。预备立宪公会接电后，发表《致各界书》，通过江苏教育总会、上海总商会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的倡导。

　　6月16日，请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按照不同的群体，递上10份请愿书。但清廷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

　　10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开始时，带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已经成立。10月3日，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其他立宪派代表，在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上结成与钦定议员相对抗的阵营，甚至公开鼓动民众：“民选议院之设立，非有国民之活动足以胁迫政府必不可得。”

　　10月26日，资政院一致通过奏请速开国会的折稿，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次，连日本和美国华侨也参与进来。

　　清廷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将开国会时间由9年缩至5年。张謇对此表示满意。据估计，1910年间的三次请愿活动，第一次约有20万人参加，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更多。

　　但被点燃的国民意志，已非轻易所能消磨。1911年10月9日，张謇在武昌庆祝新纱厂开工，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晚间和湖广总督端方谈到深夜。次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回上海。船开动时，他看见长江对岸起火——那是辛亥革命的烽火。 ★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3.shtml

清末立宪百周年祭：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革命

2008-11-27T15:46:00.001+08:00

清末立宪百周年祭：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革命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1:27 中国新闻周刊

　　立宪的时机

　　在晚清的一系列改革中，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纯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也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然而，带有一定急剧特质的改革，最终必须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基本秩序。这一基本秩序的建构就是一个宪政运动过程。100年前(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最后的改革，虽不必然导致骚乱和革命，但晚清的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了革命。怎样的宪政改革不引起骚乱和革命呢？或者即使导致主事者自身的“毁灭”，也不引起社会的骚乱呢？这是从晚清立宪中不能不提出的问题。

　　以袁世凯、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

　　清末立宪的目的，一般被表述为“开国会、设议院、颁宪法”。其实这些只是宪政运动最后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中去，从地方宪政到社会宪政，从议会宪政到中央宪政……

　　而晚清立宪的时机最终被错过。今天我们祭奠这段历史，也祭奠这个被错失的时机。

　　绅商的崛起与预备立宪公会的推力

　　绅商是从晚清体制里产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了救国和促进实业，组织了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

　　★ 本刊记者/张鹭

　　对于清末立宪派，1906年是一个政治小阳春。

　　9月1日，危机重重的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期为9年，理由是需要首先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顿军备，使绅民悉明国政。

　　“使绅民悉明国政”的政策，默许了民间宪政团体的存在。民间参与政治的星星之火，自此直逼燎原。

　　绅商的崛起与离心

　　在晚清的改革中，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为着保障和促进实业而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晚清立宪，首要的条件是有势力的实业阶层获得一定规模的有序增长。这在晚清就是从清政府体制里走出来并崛起的绅商阶层。

　　1894年，在慈禧60寿辰的恩科会试上，经历20多年科举生涯的江苏南通人张謇，以41岁高龄得中头甲(状元)。他没有表现出得偿夙愿的喜悦，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体制正在发生变化。

　　由此上推312年(1582)，利玛窦来到中国，惊呼科举制实现了柏拉图“哲人治国”的乌托邦。除了官员外，科举制还产生一个为数庞大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以家长、族长、乡望、耆宿等身份在各地区施加影响。他们不是官员，却承担了政府部分管理和动员的职能，并由此享受一些荣誉和特权。

　　这个局面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瓦解。“士绅叩官无门，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徐爽说。

　　利用手中的经济、人际资源从事商业活动，成为这些士绅的一个流向。但士子从商，并不是科举废除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逐渐增加。西方的商业因此溯江而上，直接刺激了长三角地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部分中央官员和封疆大吏，特别是直接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认识到改善军队战备的必要性，先后由湘淮军阀官僚、各省督抚创办了19个军火厂。这些军火厂全属于官办。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马上面临相关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问题。19世纪70年代中叶清政府不得不在“官办”之外，增加“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即由商人出资，政府官僚来管理。这些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都享有种种特权，与官办企业一起，被后人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二三十年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失败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王韬批评它们“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富；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

　　同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1872～1894年，一共出现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其次是广州，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

　　部分官商合办企业渐渐发生微妙变化。在大部分新公司失败的同时，一些公司由于其督办采取企业家式的经营方法而成为极成功的事业。许多在任和退休的官员开始在现代企业中为自己或子女准备后路。这也被称为官商合办企业的商办化。

　　因此，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一部分走上工商业，发展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成为中国工商业阶层最有政治经验和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12年，当时的商人群体约为150～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

　　这个巨大的绅商-商人群体，以江浙东南一代最为集中。据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的研究，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占全国缫丝厂资本总额将近90%。

　　这些具有政治和行政经验的绅商，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的危机结合起来，逐渐产生现代立宪的冲动。立宪派两大领袖张謇与汤寿潜就来自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

　　“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的实业精神

　　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诉求，这为晚清务实的立宪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正在北京的江苏籍新科状元张謇，义愤填膺，单独奏疏弹劾李鸿章。不久，父亲病逝，张謇根据惯例回乡尽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请张謇出来主办团练。他毅然应命。

　　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建工厂。张之洞决定抢先在苏州和南通建立纱厂，南通集资兴办事宜请张謇来担任。张謇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资金的穷书生，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重任。从此走上实业之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状元实业家”。

　　通过当地两位棉商的介绍，张謇组成上海董事会和南通董事会负责筹措款项。张謇没有自己的资本，并不是董事。他只是官方创办人并负责全部与政府的沟通。尽管如此，他表现出了独立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魄力——当上海董事会的人担心政府干预而想放弃时，张謇当即表示：“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尽管清末10年，私人企业的创办者大多是地方有功名的绅士，很多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精神，这为中国务实的立宪诉求打下坚实基础。

　　维新变法期间，对政治念念不忘、赶回北京的张謇，很快意识到朝局将大变，又避居南通，建成大生纱厂。1901年慈禧上谕“新政”，张謇认为又有了希望。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建议下，张謇著成《变法评议》，提出42项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遭到慈禧的拒绝，张謇再次回到南通。此时，大生纱厂每年以15%的净盈利在增长。后来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王同愈、尤先甲等，都在此前后涉足商界。

　　张謇在1899～1911年间，共创办18个企业，参加9个公司的投资。他创办的企业资本总额(合股)达5483200元，经营范围广泛，既有工业也有农业，既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还有农牧业和渔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以此为开端，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形成。

　　同时，在确立宪政改革方向之前，政府和绅商就已经开始寻找保障实业的新途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发现，从1904年上海首先创设商会开始，苏州、杭州随后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到1911年，江浙地区商会已达130余所。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东南精英，影响所及，已经到了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的工程局、自治公所等市政机构。江浙绅商势力还迅速伸入医学会、教育会、书画会、救火联合会、体育会、商品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赢得很高的社会声誉。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112716729032.shtml

1967香港警方逮捕暴動人士

2008-11-25T20:08:00.000+08:00

1997年5月31日 - 新聞透視_六七暴動2

2008-11-25T20:06:00.000+08:00

1997年5月31日 - 新聞透視_六七暴動1

2008-11-25T20:05:00.000+08:00

1967暴動中的慘案

2008-11-25T20:04:00.000+08:00

1967 暴動中的香港島

2008-11-25T20:01:00.002+08:00

1967 暴動中的油麻地

2008-11-25T20:00:00.001+08:00

香港1967年暴動

2008-11-25T19:59:00.002+08:00

清拆城寨

2008-11-25T19:57:00.001+08:00

1979 鏗鏘集-九龍城寨

2008-11-25T19:55:00.000+08:00

1960年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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